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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2（第1页）

第四章中世纪后期2

在威尔士，完全征服遗留下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在英格兰化的自治市镇明显存在怨恨情绪——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教会和国家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英格兰边境郡，甚至更远的地方）。这种怨恨，反映在从欧文·格兰道尔于1400年领导的暴动。在这场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大多数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也怀着疑虑和恐惧。一位同时代人提醒道：

谨防威尔士，基督耶稣必须保佑我们，

不让我们子孙后代哭泣，

也不让我们哭泣，如果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不够警觉；多年以来，

人们一直害怕那里的叛逆……

当时的威尔士对英格兰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迫在眉睫。威尔士不仅为英格兰的海外敌人提供了登陆地（在格兰道尔领导的暴动处于**时期出现过，在玫瑰战争期间也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是一块被恶政和混乱所破坏的土地。亨利五世在镇压暴动之后，对威尔士人采取怀柔政策，软化了以往的强硬手段，并且命令威尔士边区的领主照顾他们的领地。但是后来，无论是王室还是边区领主，都没有能力维持有力的统治；而且威尔士乡绅（英格兰绅士阶层的战斗伙伴）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少。然而，王室和边区领主都需要这些威尔士乡绅来治理威尔士，因为王室深陷内战。到了15世纪，少数领主因收入下降和威尔士人的敌意，再也不愿意在他们的威尔士领地生活了。威尔士在1449年之前“劣治与日俱增”，因此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出现了秩序（同时也是安全）问题。从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连续几届英格兰政权都试图保持威尔士的和平，提高治理的质量，并控制当地乡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边区和王国稳定的威胁。在15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宗旨是依靠王室官员和边区领主履行其职责，来加强现有的执法机制。最终采取了更激进和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特别是爱德华四世，他在15世纪70年代把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安置在勒德洛（Ludlow），拥有对威尔士公国、威尔士边区和英格兰边境各郡的监督权。这项大胆的分权举动，授予了未来的亲王在整个威尔士的责任。

英格兰权贵（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按地位升序排列）拥有的领土权力，对于王国的和平和王家政府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在15世纪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界定的世袭群体，几乎等同于坐在上议院的议会成员。君主可以“制造”贵族（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都这么做过），也可以将现有的贵族提升到更高的爵位；而国王的恩赐，对维持贵族的财富和影响力至关重要。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君主，冒着与他们的贵族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付出了代价才明白了这一点）。虽然贵族数量不多（最多60个家庭，几十年内战后也许只剩下一半），但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他们中的一些在威尔士边境地区拥有独立的领地（且北方的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占据主导地位），也因为他们对英格兰各省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力。对王室来说，他们是比王室自己的官僚机构和行政部门更加有效的支撑力量。特别在15世纪，三个朝代均以武力夺取王权并在国内外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贵族们都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法国遭受的耻辱性败战和领土的丧失，直接冲击了贵族的利益——这是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后来努力避免的事情。

这些权贵与英格兰绅士阶层有着共同的利益。绅士、乡绅和骑士的人数约在6000到9000之间，他们希冀的是权贵们“好的领主统治”，而自己则提供“忠诚的服务”作为回报。权贵们为绅士提供资金、土地和职位，而绅士给权贵提供建议、支持和军事援助：1454年，白金汉公爵将他的徽章授予他的2000名门客。城镇和城镇居民是这种共同利益和服务关系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卑鄙的封建主义”。权贵与绅士、城镇居民，在两个不同的议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行为，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反映。

权贵和他们的门客的合作，对15世纪的篡位王朝尤为重要。亨利四世继承了他父亲冈特的约翰（JohnofGaunt）创造的、兰开斯特家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圈。冈特岁入12000英镑，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他广阔的庄园和大量的门客，现在传给了当上英格兰国王（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年）的他的后代。约克家族（约克王朝，1461—1485年）的继承人马奇伯爵，在1399年是王权继承的另一位候选人。他们除了拥有威尔士边区的领地外，远不如兰开斯特家族那般富有。在约克王朝存续的二十多年里，未能获得大多数权贵的支持是它的一个严重弱点。亨利七世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地产、领土影响和门客，还继承了内维尔、博福特和内战中其他伤亡惨重的家族的遗产，从而确立了对所有英格兰权贵和绅士的强有力控制权。

第一个篡位者亨利四世有取代理查二世的优势；理查二世已经众叛亲离，失去了他的贵族同情者对他的信任。亨利的干劲、坚韧和和解的力量——更不用说他的慷慨——以及他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使他能够击败任何英格兰国王面临的最令人生畏的敌人的联合出击。理查二世的顽固支持者策划在温莎城堡刺杀亨利及他的几个儿子，阴谋被挫败，这些叛乱分子被捕，并在赛伦塞斯特被处死（1399年12月）。不久之后，这些“理查死党”的威胁，导致了理查本人在庞特弗雷特城堡（PoCastle）神秘死亡。来自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和伍斯特伯爵，是1399年实际的国王“缔造者”，但是国王的目标是赢得各方好感，到1403年，他们对国王的幻想破灭，于是策划了几次叛乱。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急躁者”亨利·珀西（HeheHotspur）在前往参与威尔士叛乱的路上被击败，并在什鲁斯伯里附近被杀。珀西家族与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Scrope）的结盟，加强了他们在英格兰北部的力量；但亨利再次迅速出击，并于1405年处死了主教。在苏格兰的援助下，诺森伯兰伯爵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但在布拉默姆沼泽战役（BattleofBramhamMoor）中溃败；伯爵被杀（1408年）。

1400年的威尔士暴动，在殖民社会的土壤中有更深层次的根源。瘟疫缠身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醉心于维持自己收入的外来土地所有者对威尔士人的压迫，有抱负的威尔士人被排除于机会之外，威尔士人对理查二世被废的不满——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叛乱。各种不同的反叛动机和威尔士社会的分裂，意味着这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爱国起义。然而，这是亨利四世不得不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镇压的代价也最高。欧文·格兰道尔从他在威尔士东北部的庄园出发，一路破坏了众多城堡和英格兰化的城镇。他和他的游击队利用山地地形来骚扰和消耗敌人，然后消失在“岩石和洞穴中”。叛乱持续的时间长度、没有决定性的战役以及皇家远征的无果，表明暴动的成功。格兰道尔偶尔可以召集到约8000名士兵，还向法国（1403年）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同胞寻求援助（1401年）。在1404年和1405年的“议会”中，他为一个独立的威尔士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威尔士将拥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大学（这些目标在随后的4个世纪都没有完全实现）；同时，他与珀西家族的联盟，想吹响瓦解亨利四世王国的前奏。

英军在国王和他的长子亨利王子（后亨利五世）的领导下，发动了几次威尔士战役（1400—1405）。其战略类似于在法国采取的战略：采用包夹战术、破坏性骑兵大扫**，以及通过陆路和海路提供军需补给。战争的重负主要落在边区各郡和西米德兰地区，国王一次又一次命令这些地区招募人马去威尔士服役。军队的规模不小，有4000多人。有人回忆说，派往法国作战的军队也只不过5000～6000人。但是在威尔士的服役，并不像在法国的青翠田野里作战那样受欢迎；也很难筹集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并且，1403年9月，亨利四世被告知：“你找不到一位愿意在你所说的国家停留的绅士。”

尽管欧文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一般都很安全，但是他也有招募人马、物资供应和资金来源的问题。并且，1405年在伍斯特郡进军的失败，导致他的运势渐衰。他失去了苏格兰盟友（1406年），因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落入了英格兰人手中；而且英格兰和法国在1407年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样他又失去了法国的支持。

到了1408年，亨利四世的最大危险已经过去了：通过坚韧、果断，以及接受马背上的生活，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远至爱丁堡追杀他的敌人，并把他们统统制服。通过和解，他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同时，并没有交出王权的任何重要部分；而且他的四个儿子——亨利、托马斯、约翰和汉弗莱，都是他日益成熟的“资产”。在他于1413年去世后，王朝只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威胁。第二年，当某些朝臣的反教权主义转向异端时，亨利五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他的老朋友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JohnOldcastle）领导的密谋。1450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叛乱，与1399年的篡权有关（1415年，支持马奇伯爵），但在亨利五世率军远征法国之前被镇压。亨利四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为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与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人的佛兰德斯结盟，英格兰赢得了国际地位。

亨利五世继承了一个和平、忠诚、团结的王国，足以让他在法国（从1415年开始）广泛开展战争活动，并在接下来的七年中的一半时间都在国外度过。凭借作为威尔士亲王期间积累的战争和政治治理经验，他展示了自己是一位能干、无畏、专制的君主，他放弃了父亲的谨慎方式。即使在离开英国、前往法国作战期间，他的王权也是稳固且充满活力的，使他能够发起一场与爱德华三世早期战役一样受欢迎的战争。他的统治是兰开斯特英格兰的鼎盛时期。

亨利通过安抚幸存的理查二世的支持者和重新建立外国联盟来为战争做准备。此时的法国国王患有精神病，贵族之间也是争吵不断，法国的情况助长了亨利的征服梦想。到1415年，他觉得能够要求对爱德华三世当年的愿景以外的领土拥有完全的主权，甚至要恢复爱德华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亨利的野心与他的臣民的期望相吻合。在热烈的权贵和骑士的带动下，他招募了大规模的军队；王国频繁地投票通过税收政策，大幅提高税率，国王公开阐释他的目标，以获取支持。他甚至组建了一支海军来控制海峡。这种热情，在他去世之前几乎从没有消失——尽管下议院表达了（1420年）对英国最终征服法国的计划将产生的后果的不安，他们的前辈也曾对爱德华三世表达过同样的顾虑。

亨利五世采取了与爱德华同样的策略：与法国贵族结盟，利用他们的分裂，推进自己的王朝主张。在整个战争期间，对英格兰人的成功来说，勃艮第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很快，入侵者的目标就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服和殖民化。1415年的远征是试水，在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的胜利，极大地证明了传统的英国战术的有效性。因此，1417至1420年，亨利开始征服诺曼底，以及附近的省份；诺曼底是亨利统治期间和之后，双方的主要战场。亨利与法王查理六世签订的《特鲁瓦条约》（1420年）使他成为法国的摄政王，并取代法国王太子，成为瓦卢瓦王位继承人。这项非同寻常的条约所确定的英法关系，延续了超过一代人之久。虽然亨利五世从未成为法国国王（他于1422年早于查理六世去世），但他幼小的儿子（英格兰的亨利六世，法国人眼中的亲英派亨利二世）继承了双重君主地位。但维持它需要不懈的努力。

亨利五世和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亨利五世的弟弟以及英军在法国的继任军事指挥官）于1417至1429年间，将诺曼边境向东部和南部推进。他们先后在阿金库尔（1415年），克拉万特（1423年）和维尔纳叶（1424年）击败法军。这是英国权力在法国所能达到的巅峰。在贝德福德的统治下，“坚定与和解的建设性平衡”来使被征服的土地能够负担进一步的战争（向南部的安茹和曼恩）军费。但是，圣女贞德激励下的法国复兴和查理七世在兰斯的加冕（1429年）挫败了这一计划。英军的进攻在帕泰（Patay）战役失败后停止了。此后，诺曼底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变得焦躁不安，英格兰在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盟友开始动摇，英格兰议会不得不为在法国北部的战争寻求更多资金，那里的驻军和野战军队成为越来越重的负担。英国人处于军事和金融陷阱之中，而且没有亨利五世的天才来指挥他们。

在15世纪30年代，寻求和平变得更加紧迫，特别是英格兰一方。阿拉斯大会（1435年）和格拉沃利讷会议（1439年）的讨论都无果，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内部在和平的愿望和重大让步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但查理七世财力的恢复、英国在保卫已占法国领土上的成本不断增加、贝德福德公爵于1435年去世，特别是勃艮第的叛变——都是决定性因素。英格兰政府释放了奥尔良公爵（自阿金库尔战役以后一直被囚禁在英格兰），让他去游说其他法国王子们（1440年）接受英方的和平请求——但他没有取得多大成功。1445年，亨利六世与法国王后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结婚，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求得停战；虽然有人提议两国国王举行会晤，但始终未能实现。最终，亨利六世承诺交还来之不易的在曼恩的领土，以代表他个人求和的诚意。此举未能赢得他的臣民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曾在法国有土地并在战斗中充当先锋的权贵和绅士），恼怒的法国人在1449年袭击了诺曼底。在炮兵的支援下，法国的猛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又在鲁昂（Rouen）和福尔米尼（Fny）击败了英国人，并在1450年8月底迅速把英国人清除出公国。一位法国编年史家报道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击败，民众和军人的损失都甚微，杀人少，对农村的破坏也很小。”

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统治下，几乎没有经历过重大交战的加斯科涅，遭到了乘胜追击的法军的入侵；1453年7月17日，法军在卡斯蒂永（）获胜后，加斯科涅西南部的英格兰领土完全丧失。这是最令人震惊的一击：加斯科涅自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格兰人的领土；这导致英格兰与法国西南部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和纺织品贸易受到严重破坏。在亨利五世的“帝国”中，现在只剩下加来了。吃了败仗的士兵回到英格兰，垂头丧气，他们认为自己的困境和失去亨利五世换来的东西，应该归咎于缺乏信誉的兰开斯特政府。在国内，亨利六世面临着战败的一切后果。

卡斯蒂永战役失利后的三个星期内，亨利六世精神和肉体上都近乎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了17个月，并且可能从未完全恢复。失去他的法国王国（亨利是唯一在法国加冕的英国国王）可能是他崩溃的原因，尽管到1453年他统治下的其他方面也令他十分忧虑。那些亨利所信赖的人，被证明不配他的信任，且遭到广泛憎恨，特别是萨福克公爵（1450年被谋杀）和萨默塞特公爵（1455年在圣奥尔本斯的战斗中丧生）。那些不被他宠信的人（包括约克公爵理查，以及内维尔家族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都感到愤愤不平、心生怨恨，国王和他的宫廷阻止了他们改善命运的努力。亨利的政权即将破产，其在各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权威正在陷入瘫痪状态。在1450年夏天，爆发了自1381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众起义。出身微贱但才华横溢的约翰·凯德（JohnCade）领导了这场起义。他占领了伦敦几天，并强烈谴责国王的大臣们。其实，国王个人应当对英格兰的困境承担不可推卸的大部分责任。

亨利六世本是一个心怀善意的君王，在教育和宗教方面有着值得称赞的愿望；他寻求与法国建立和平，并希望奖励他的朋友和仆人。但是，没有一个中世纪的国王可以仅凭善意来统治。此外，亨利骄奢**逸，对人对事都没有精明、理性的判断力。他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但他是最没有经验的国王，从未摆脱在少年时期那种对别人的依赖——这是他漫长的未成年期（1422—1436年，他在位的最初时期）的必然特质。无可否认，他的许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父亲为他创造了双重君主身份（1431年在巴黎加冕为法国国王）——而这种身份的要求，比对那些军事征服者（如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的要求更沉重、更复杂。他未成年时期依靠权贵来摄政统治，这期间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国王成年后，也不容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特别是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和他的叔祖父亨利·博福特，温彻斯特的红衣主教。此外，在格洛斯特于1447年去世后，亨利六世是亨利四世的男性子嗣中唯一幸存的后裔，这一事实导致他不信任约克公爵，因为后者是马奇伯爵的继承人（马奇于1399年被剥夺王位继承权）。那么，兰开斯特王朝晚期的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警惕，何况约克公爵理查是那些不满者的领袖。

尽管国王生病了，但是1453年10月，他脾气暴躁的王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充实了兰开斯特王朝，但它几乎没有改善这个王国或约克公爵理查的状态。作为英格兰第一公爵和亨利的堂兄，约克在国王丧失掌控国家的能力期间（1454至1455年，1455至1456年），两次被任命为王国的监护人。但正因如此，他引起了王后的强烈敌意。在布洛希思（BloreHeath）和路孚德桥（Ludfe，1459年9月至10月）的战役中，王后终于爆发了；随后在考文垂召开的议会上，约克、内维尔家族和他们的支持者遭到迫害。这个疏远了有权势的人的政权，在国内外留下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约克于1460年10月提出了对王权的要求。不久之后，约克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去世；在沃里克伯爵的协助下，约克的儿子爱德华于1461年3月4日登基。爆发于15世纪50年代的王朝战争（即我们所熟知的“玫瑰战争”）走向“成熟”。

新登基的约克派君主爱德华四世，面临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被废的国王，他的王后和儿子仍在逃。因此，他们的存在为他们的追随者及苏格兰和法国的同情者提供了一个焦点——这些人一心想着让虚弱的英国政权出丑。亨利在北方被捕（1465年）之后，爱德华感到更加踏实——尽管这位前国王被囚禁在伦敦塔，他的王后和儿子在苏格兰、随后在法国接受了庇护。更为严重的是，爱德华未能获得英国权贵及其门客的广泛支持。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后期，他逐渐疏远了他的强大的“国王缔造者”，即沃里克伯爵，后者（像1399年后的诺森伯兰一样）对爱德华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感到不满。爱德华无耻的兄弟乔治、克拉伦斯公爵也背弃了他。政敌利用这些不利因素，策划了叛乱（1469年）。在法国路易十一的鼓动下，爱德华于1470年7月与流亡的兰开斯特王后玛格丽特达成了一项令人忧虑的协议。沃里克、克拉伦斯、兰开斯特家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约克派回到了英格兰，爱德华四世被迫逃到他的盟友勃艮第公爵那里。他们迅速恢复了（或“重新获得”了）亨利六世的王位，他是第一位中间有过中断的两次宣布执政的英格兰国王（1470—1471）。当亨利于1470年11月召开会议时，大法官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开始他的布道，“叛逆的孩子们啊，回来吧，主说”，这不仅是在向威斯敏斯特呼吁，也是在向全国呼吁。

但被废的爱德华，就像他之前的亨利六世一样，处于自由状态，能够在勃艮第的帮助下组建一支军队。此外，亨利的复辟政权充斥着互相冲突的效忠者和互相排斥的利益集团。因此，当爱德华于1471年3月重返英格兰时，他能够在巴尼特击败并杀死沃里克，然后向西行进，在图尔克斯伯里彻底打败了刚刚从法国返回的兰开斯特王后和王子。最后，爱德华四世的王朝终于安全了：玛格丽特王后在图克斯伯里战役后被捕，她的儿子在战斗中被杀，并且当爱德华胜利回到伦敦（5月21日）的那个晚上，亨利六世在伦敦塔里死了，很可能是被谋杀的。主要的兰开斯特家族的血脉已经断绝。约克派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吓坏了，要么死了；而克拉伦斯虽然与他的兄弟和解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在1478年因为进一步的轻率行为而被处决。

爱德华在15世纪70年代享有的相对政治安全，使他能够进行一段时期的建设性统治。他试图通过与布列塔尼、勃艮第和苏格兰的联盟来修复英格兰在国外的声誉，并且还想步先王们的后尘、继续对法作战。他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盟友反复无常，导致他1475年的远征差点变成一场灾难。但在《皮基奎涅条约》（thetreatyofPiy）中，路易十一答应向他支付一笔不菲的补偿金，以换取爱德华承诺不谋求法国王位。爱德华试图重组政府的财政管理——这跟兰开斯特王朝的意图是一致的。如果他宣布他的统治不会增加特殊的税赋以取悦议会，同时奖励朋友和吸引政治支持者，这意味着他不能指望采取一项连续的税收计划来增加收入。他要讨好商人和伦敦人，吸引他们为自身利益参与贸易，并与佛兰德斯和德意志港口的汉萨同盟（HanseLeague）保持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在位后期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几位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国家官员的持续服务。

那么，为什么玫瑰战争没有结束呢？为什么北威尔士除了乡绅，子孙后代都不知道都铎王朝？1483至1485年间，约克王朝派遭遇了两个最常见的、威胁君主制的危险：国王年幼；王室亲属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4月9日去世时，他的儿子兼继承人爱德华仅12岁。他的幼年执政期并没有太长时间，而且无论如何，英格兰已经有过以前几次幼王执政的情况，都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但自15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环境已经恶化，特别是爱德华四世、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经常采取武断、无情和非法的行动，使爱德华五世的继位暗藏危险。约克王朝拥有国王宝座的短暂时间内，约克家族的兄弟们，爱德华、克拉伦斯和格洛斯特似乎都无法摆脱对王权的贵族式渴望。爱德华四世依靠周边一圈权贵来扩展他在王国的权威，他们大部分与国王自己的家族或他妻子的伍德维尔家族有联系：北部的格洛斯特、威尔士的伍德维尔家族和中部的黑斯廷斯勋爵。当爱德华四世在世的时候，各派系保持相对的平衡；但他去世后，王权依赖几个钩心斗角的派系的危险浮出水面。不信任，尤其是格洛斯特和伍德维尔家族之间的不信任，破坏了统治圈的稳定——使得那些圈外人（尤其是北方的老牌珀西家族，以及威尔士和西米德兰的白金汉公爵）看到了他们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仅存的约克兄弟，即30岁的格洛斯特的理查，在其性格和野心的支配下，盘算着从年轻的侄子手中篡夺王权。他于6月26日篡夺了王位，囚禁（并可能谋杀）了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弟弟——他们俩就是史称的“塔中王子”。理查还处死了爱德华四世的王后的兄弟和黑斯廷斯勋爵。他对王位继承的惯例规定唯一肯做的让步就是，他卑鄙地宣称爱德华四世和他的儿子都是私生子；他也无视克拉伦斯的孩子们。理查三世的行动和粗暴处事方法，导致了王朝战争重新爆发。1483年10月，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托马斯的后裔白金汉公爵发动了叛乱。更成功的是，1485年8月亨利·都铎从法国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尽管他通过母亲的血统提出对王权的要求显得牵强；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曾孙女；冈特的约翰是爱德华三世的第四个儿子；玛格丽特的祖父约翰·博福特是冈特的约翰和情妇凯瑟琳·斯温福（KatherineSwynford）的私生子。尽管如此，他于1485年8月22日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BosworthField）击败并杀死了理查三世国王。到那时，理查的王室血脉似乎断绝了：他的妻子和他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

多个因素使得亨利七世能够在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保住他的王冠。在15世纪的篡位者中，只有他很幸运地在战斗中杀死了没有子嗣的前任。他从幻想破灭的约克派那里获得的支持至关重要，特别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此外，英格兰的权贵们已经厌倦了战争：不同等级的贵族已经损伤了太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领土权力被削弱或被摧毁。因此，不认为亨利的胜利及其对王位的企图，在英格兰得不到多少支持。而且来自约克派的王权觊觎者〔如1487年的兰伯特·辛奈尔（LambertSimnel）〕也未能使人信服。1455至1485年期间的实际战斗时间，加起来可能只有15个月，所涉及的军队规模可能不会很大；但战斗的重要性与参战或伤亡人数无关。“玫瑰战争”几乎摧毁了英国君主制的世袭基础，亨利·都铎夺得王权基本上与世袭制无关。亨利表面上扮演兰开斯特和约克的代表人物和继承人，但实际上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国王，并决心保持自己的王位。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英格兰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享有可能令法国君主羡慕的统治力，而王冠则象征着英格兰的统一。它的佩戴者与众不同。加冕仪式凸显了国王的半神性质——据说君主的触摸可以治愈淋巴结核这样的皮肤病。理查二世坚持要求靠近他的人应该屈膝，而“陛下”成为15世纪起对国王的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