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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都铎王朝（第1页）

第五章都铎王朝

（1485—1603）

约翰·盖伊（JohnGuy）

人口变化

在前工业社会，变革的最大推动力往往是人口或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16世纪，黑死病肆虐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开始迅速恢复，但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饥荒和流行病多次扰乱都铎王朝的经济，并没有彻底摧毁经济发展。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耕地面积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刺激了农业商业化和企业家的崛起，鼓励了城市和住房的更新，进口的奢侈品也提升了人们的物质文化追求，刺激了商人的野心。商人们在新大陆和东印度群岛开拓投资，并开始在土耳其、俄罗斯、非洲、欧洲大陆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传统市场开展贸易。

1485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闭关锁国。黑死病肆虐后，英格兰恢复缓慢，基本上是人口恢复的过程，下面的数字就是有力的证据。在黑死病（1348年）前夕，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一直保持在400万到500万之间。到1377年，人口因持续瘟疫锐减到250万。英国（不包括威尔士）人口在1525年仍然不超过226万，从黑死病暴发到亨利八世即位，英国人口统计史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没有增长。但是这一趋势在1525年之后突然发生逆转。从1525到1541年，人口增长迅猛，这是一次长期停滞后出现的爆炸性增长。这轮增长在1541年后有所减缓，但人口仍持续稳定增长，仅在16世纪50年代末出现短暂的逆转；1601年达到410万。另外，威尔士人口从1500年的21万增长到了1603年的38万。

数据来源：E。A。WrigleyandR。S。Schofield，ThePopulatiland，1541—1871（《英国人口史，1541—1871》）1981

虽然地主和中间商从商业化农业中获利，然而其他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一个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需求突然增加，给衣食的供给造成了压力，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16世纪90年代，社会普遍贫困，无数农民家庭和城市居民备受贫困折磨，须依靠教会救济或民间慈善来维持。通货膨胀、投资者的土地投机行为、圈地运动、失业、流浪和城市贫民区都是沉疴宿疾，都是人口增长和粮食市场化的常见症状。在15世纪，农场租金降低——因为很难找到佃农；地主被迫放弃直接利用土地，而以优惠条件把土地租给佃农。农民按惯例租种的土地所缴纳的租金，一直比较低；劳役已被现金取代，因为农奴制在1485年基本消失。与此同时，由于1348年以后劳动力紧缩，导致货币工资上涨，市场需求下降，粮食价格下跌。

1525年以后，需求增长刺破了由于人口增长停滞所带来的虚假繁荣的泡沫。对土地的渴求导致土地租金飙升。企业家地主驱逐了农场佃农和公簿持有农[1]。外部投机者以牺牲现佃农利益为代价，把几个相邻的农场连接起来，联合经营以谋利。瘠薄的土地被改造成牧场，以发展更有利可图的牧羊业。地主或者擅自占地者们圈占公共用地、开垦荒地，导致公共放牧权名存实亡。常见的观点认为，都铎王朝时期活跃的土地市场孕育了一个欺压穷人的、贪婪的资本家阶级——虽然这么说稍显夸张，但确实没有几个地主心慈手软：在土地所有权不全的代理商中跃然兴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侵扰了众多合法土地所有人的利益。

通胀和失业给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困难最大。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刺激着农民把粮食和饲养的牛拿到城镇上售卖——尤其是在伦敦地区——而不是用来满足农村的基本生活。小麦和大麦可以囤积长达三年，或者运到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卖掉；为了卖个好价钱，赶牛群上市的人可以行走放牧上百英里。不断增加的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商品往往供不应求，尤其是在流行病或恶劣天气导致歉收的年份。以现金计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开始快于工业品，1525年以后上涨速度更快。按实际价值算，价格上涨比看上去的波动更剧烈——因为人口增长使得劳动力充足而廉价，工资很低。到16世纪90年代，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相应下降，工人一天的工资仅够支付食宿。身强力壮的人（其中许多是因为地租上涨或公共土地被圈占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如潮水般，一批一批涌向卫生条件恶劣的城镇去找工作。

总的来说，从亨利八世即位到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必需消费品价格上涨了5倍。年化价格指数高达100左右，直到15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0。到1530年，这一数字已经逐渐上升到169。到1547年，即亨利八世去世那年，该指数进一步增长到了231。1555年该指数达到270；两年后竟达到了惊人的409——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系列货币贬值的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伊丽莎白于1558年即位时，该指数已恢复至中位数230。随后再次攀升，但升幅更为平稳：1570年为300，1580年为342，1590年为396。但16世纪90年代末，雨水过多，庄稼歉收；同时发生的区域性流行病和饥荒，导致1595年指数达到515，1598年为685，1600年才降到459。

若把人口数当作x轴，同期购买力指数作为y轴，建立一个关联坐标，显然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是负的。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逐渐下降；1556到1560年间，人口增长先放缓，随后骤然下降，这时期生活水平开始恢复。之后生活水平再次稳步下降；直到1586至1597年和1594至1598年暴发的短暂自然灾害，才打破之前的相关性。尽管自1570年以来，累积增加的雇佣劳动力多少缓冲了这种负面效应。

换句话说，人口趋势是决定16世纪不列颠群岛命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政府的政策、资本主义企业家、欧洲从美洲进口的白银、更快的货币流通或货币贬值。王室战争支出、大量借款以及货币操纵，加剧了通胀和失业。但经济生活主要与人口增长有关。

鉴于此，最大的成功即避免普遍的生存危机。在16世纪50年代后期和1566至1571年间，生育率出现下降。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结婚的人口比例较低。每隔15年左右就会发生至少一次粮食歉收，导致较高的死亡率——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1555至1556年和1596至1597年。任何年份收成不佳所造成的影响，往往要持续到下次丰收或庄稼收割。最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有两次：从1555年持续到1557年，从1596年持续到1598年。然而，尽管饥荒和疾病对受灾区特别是对16世纪90年代的城镇带来毁灭性打击，但是并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死亡。无可否认，除了其他困难之外，玛丽女王政权面临着黑死病以后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人口在若干年内减少了20万，相当于总人口的6%。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就地理范围而言，这不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但人口增长暂时受挫。事实上，16世纪饥荒的年份、强度及其有限的地理范围表明，饥荒危机正在减缓，而不是随着时间发展而恶化。同时，相对于更大的人口，死于流行病的人也比以前减少了。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三分之二时间里，农村没有被危机波及，农村人口总是过剩。而且，当这些城镇的死亡率高得离谱时，农村中的剩余人口既可以增加务农人口，又能移民到城镇来、填补城市劳动力的短缺。

都铎时代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即使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尤其是没有土地的雇佣劳动者）变得更穷，但不同群体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例如，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了很多，而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工薪阶层，如金属工人或门迪普（Mendip）的矿工的实际收入，可能略有增加。在大多数地区，工薪家庭并不完全依赖他们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多种职业，如国内个体户和家庭手工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除了住在伦敦内城的居民以外，城镇居民也种植蔬菜、养猪、养绵羊、养山羊、酿造啤酒。贵族和绅士的家庭佣工，除了少量的现金收入外，还获得食物和饮品——虽然实物支付到16世纪90年代越来越少了。

建立新王朝

现在看来，长达30年的内战（玫瑰战争）仅仅是断断续续的动乱——包括存在短暂的流血；而且，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1485年8月22日）大获全胜，不应仅仅归功于运气和时机恰当。博斯沃思原野战役是决定性战役，因为理查三世及众多贵族大臣在战斗中被杀；因为理查提前铲除了最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因为亨利在战争前一天机智地宣称自己为国王，宣布理查余党是叛徒。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亨利维持住了那些在一开始就与他一起反对理查的约克王朝背叛者对他的效忠。随后，他们的孩子陆续出生：1486年亚瑟出生，1489年玛格丽特出生，1491年亨利出生，1496年玛丽出生——这样他就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显赫贵族家族的联盟”。亲都铎王朝的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对此大加赞赏，后来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此也备加称赞。

亨利七世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能否建立一个新的君主政权，还有待观察。关键在于他能否统治贵族并将王权置于派系之争之上。国王不应只是做君主，而应治理国家。长久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是“平等者中的领头羊”，而不是“国王和皇帝”。玫瑰战争对农业或贸易造成的损害不大，但却破坏了对君主制的信心：人们认为国王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保护所有臣民的权利。特别是，王室政权已经不再是政治中立者，而是被一些人转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君主制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法律制度——都深受家庭忠诚、贵族争斗、裙带主义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

托马斯·莫尔认为，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王国处在“太平盛世”——替爱德华说句公道话，国家重建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就已经开始了。爱德华四世没有过多建树，是因为他过于乐善好施，并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婚姻破裂，沉湎酒色。他英年早逝预示着理查三世即将篡权。相比之下，亨利·都铎谨慎、狂热、机敏、俭朴，有些人认为，他在财务上小心翼翼，到了近乎贪婪，甚至爱财如命的地步。他对君主政权和治国之道的看法，与前几任国王迥异。亨利将精简的欧洲政府作为典范，尤其是他在流亡期间接触过的布列塔尼和法兰西的行政管理。这位之前没有执政经验的国王，对贵族价值观毫不同情，甚至不惜冒险短期内破坏王国的稳定来反对贵族势力。15世纪的统治者一般乐意与贵族结盟，但亨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贵族效力于国王的君主政权。为了确保贵族处于从属地位，他无情地颠覆了他们在当地及其领地的影响力，并把支持他们的乡绅变成自己的次等侍臣。他决心通过中央集权的宫廷亲自统治英格兰，而不是通过中间机构。这里仍然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当亨利遭到谋反的时候，那些拥兵自重的贵族也许会袖手旁观。

在几次约克党鼓动的政变中，得到北方和爱尔兰支持的冒牌国王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Simnel）在1487年发动的叛乱最具威胁力。15世纪90年代珀金·沃贝克（PerkinWarbeck）的叛乱同样威胁力巨大；直到亨利采取机智的外交手段使支持沃贝克的苏格兰、佛拉芒和法国保持中立，叛乱才得以平息。西姆内尔在斯托克（Stoke）战役（1487年6月16日）中被击溃，他的拥护者被杀或被赦免，这位年轻的冒充者被纳入御膳房工作。沃贝克于1497年8月落入亨利手中，不久他因仰仗国王的仁慈胡作非为而被绞死。然而他的拥护者深深渗透进了亨利的核心圈子：国王继父的兄弟威廉·斯坦利（WilliamStanley）爵士是秘密策划者之一。对于亨利来说，1497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他面临着接连不断的事件：康沃尔发生抗税叛乱；苏格兰边境的动**使得战争一触即发；沃贝克入侵，导致埃克塞特被占领。

消灭了沃贝克后，亨利开始醉心于确保王朝的安全，勇于承担政治和财政上的义务，以及恢复法律和秩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用人时，依据这个人的贤能及对朝廷的忠诚，不在意他的社会地位。在运用王室任免权和搭建枢密院时，这一原则体现得最为明显。王室任免权是指王室授予官员及其家眷职位、土地、养老金、年金或其他津贴，是政治控制的主要武器。所有臣民，无论是尊贵的贵族还是卑微的骑士、绅士，都会为了从国王那里分得更多利益而相互竞争。无论地位多么高的贵族，都加入了有失尊严的争抢。亨利根据有限资源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王室任免权制度，还对具体授予情况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支出能有预期的回报。《解散修道院法令》（Dissolutioeries）颁布前的岁月，王室资源有些捉襟见肘；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亨利七世设定分配王室任免权的频次和标准；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此严苛的条件，不但会显得过于吝啬而且资金额度太少，又不能及时下发，极大地削弱了王室仆人和追随者的士气甚至忠诚。

1497年的危机过后，亨利的办法成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机结合。在他的庞大且活跃的枢密院，他推广会议磋商——这种方式一方面鼓励了委员们经常参会，但另一方面使得会议变得枯燥无味。在16世纪30年代重建枢密院之前，所有贵族都可能是枢密院委员，其政治身份取决于参加枢密院会议的频次。在威斯敏斯特，枢密院设在“星室法庭”（又称“星座法院”，其大厅的蔚蓝色天花板上装饰着带金箔的星星），这里既是枢密院开会的地方，也是一个法庭。在议会休会期间，星室法庭成为国王、大臣们和贵族的主要联络点，一直到大法官、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1529年垮台。在亨利七世当权期间，星室法庭讨论的问题（如内部安全、国防及外交事务等）必须得到权贵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是军队的集结人和首领。庞大的枢密院从未讨论过亨利七世的财政或执法政策，这些议题要交给那些精通法律的枢密院成员和附属审计法院的成员。但是，亨利把出席宫廷节日以及枢密院会议作为大贵族身份的一部分，这大大消除了关系疏远的贵族带来的威胁——这种威胁源于可能缺乏沟通以及贵族们在政治圈里的孤立地位。

接下来，亨利下定决心把城堡和驻军的指挥权，甚至对军事活动的监督权，都集中到他的内臣手中。如果他觉得贵族行使权力时藐视王室利益，他会对领地的贵族势力发动直接攻击——这种攻击发生过若干次。攻击通常是，要么通过法律对其不法行为进行指控和罚款，要么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

例如，伯加韦尼勋爵乔治·内维尔（GeeNeville）于1507年在王座法庭受审，罪名是非法保留一支私人军队。他认罪（人们在亨利七世统治下都会认罪，因为认罪会罚得少点），被罚款70650英镑。按当时每人每月5英镑的平均薪酬算，相当于他从1504年6月10日至1506年12月9日的30个月里雇用了471名男子。这支所谓“军队”似乎包括25名乡绅、4名教士、440名自耕农、1名修鞋匠和1名补锅匠——朝廷对细节掌握得太精确了。在原则上，亨利当然不反对保留私人武装：他尊重伯加韦尼的“军队”，下至最后一名肯特郡的补锅匠，就像尊重其真正的领地主人一样（更美妙的是由伯加韦尼承担这支队伍的开销）——前提条件是这支军队首先要服务于国王。尽管亨利采取了防御性外交政策，还是让英格兰卷入了欧洲事务的纷争中。1501年其子亚瑟王子（Prihur）与阿拉贡的凯瑟琳（eon）的闪电式婚姻，提升了亨利在欧洲的声望；而他与布列塔尼的安妮（Aany）的协议，迫使他于1492年率领26000人的大军短暂入侵法兰西。除了从王室自己的领地上招募的士兵和要求贵族提供的士兵之外，英格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国王——拥有的士兵数量很少。因此，伯加韦尼的案件颇具惩戒性和警告性，其罪行并非如判决所述。事实是，这是一支私人军队，其主人的忠心受到亨利的怀疑，他出身约克党，而且此人与1497年发生的康沃尔叛乱有很大牵连。

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这一惩罚手段要严厉得多。剥夺公民权指议会法令判定嫌疑人犯了叛国罪，并宣布没收其财产，归国王所有，且宣告其血统已“腐化”。该手段实施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被执行死刑，但并不一定完全没收其土地。多数剥夺公民权的案件后来都被撤销了，做出有利于其继承人的判决——但并不是全部的财产都得到归还。亨利七世执政期间，共有138人获此罪名，其中86人自始至终未被平反。亨利七世只平反了46人，亨利八世平反了6人。与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甚至理查三世执政时期相比，这些数字相形见绌，反映了都铎王朝政策的严酷性。

这位新王朝的开创人在执政后期，政策严酷过了头。1506年，他委任一位外来的教会税征税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il）来撰写英国史。正是波利多尔写道，1502年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变得贪得无厌：

他用比以往更严厉、更苛刻的手段对待人民，以便（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让人民更加彻底地服从于他。人民对他的做法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自己遭受痛苦不是由于自己的罪孽，而是由于君主的贪婪。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一开始就是出于贪婪，但后来贪婪已经昭然若揭了。

围绕亨利的意图的争论仍然激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有三点是明确的。首先，他的罚金额度从100英镑到10000英镑不等，根据他认为被罚款人可接受的程度而具体实施。这些罚金旨在让政治国家——特别是贵族——任由国王摆布，并避开正当的法律程序。如果任何人被认为行为不端，他只会因拖欠罚金而被起诉：无法就被指控罪行的性质或程度提起诉讼。换句话说，亨利七世用收罚金代替法律，而约翰王和理查二世用空白宪章代替法律。其次，亨利的两位重臣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Dudley）贿赂了法官，以做出对国王封建权利有利的裁决。最好的例子是威斯特摩兰伯爵庄园一案。在案件中，议会要展开调查，以纠正亨利八世执政时期的问题。最后，亨利七世出售重要官职，包括法律要职。他两次高价出售了普通诉讼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职位，还出售了司法大臣、主事法官和下议院议长的职位。

通过这些手段，亨利七世在玫瑰战争之后恢复了王朝的稳定。他建造了新的宫殿，并将宫廷变成了政治熔炉，将贵族的地位降格为侍从。他开始建立一个由官吏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通过确保唯一幸存的儿子的继承权而企图使自己的王朝不朽。但是人们高估了他的财力。尽管从罚款和勒索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储备，但在执政后期，外交上浪费了大笔资金，而且由于亨利过于吝啬，未能足额支付主要官员的薪资，迫使他们去压榨地主和富有的商人，达成私下交易，中饱私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亨利·怀亚特爵士（SirHenryWyatt），他以超低价从王室债权人，特别是肯特伯爵那里购买土地。是国王明知他们所作所为却又故意佯装不知？还是为了能在他们犯错时有理由剥夺其财产？还是说，国王并未尽其治国之责？

年轻的亨利八世

亨利七世于1509年4月21日晚11点驾崩，两天秘不发丧，而他的议员们在进行着紧张的运筹帷幄以保饭碗。亨利八世在差两个月18岁时成为国王，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的“盛世”。获得教皇朱利叶斯二世（JuliusII）允许之后，他首先迎娶了哥哥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这场联姻势必产生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重大的影响。接着他逮捕了恩普森和达德利，把他们在伦敦塔囚禁了一年之后以叛国罪处决。年轻的亨利已经开始并打算继续用一个又一个无耻的手法。他的性格富于魅力，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有些病态。他的唯我独尊、刚愎自用和焦躁不安，都是他能干但二流的头脑和被娇惯的童年的产物。和他的父亲一样，亨利旨在扩大王权——但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策和治国的理想。

年轻的亨利渴望征服，自视为“勇士国王”，欲模仿“黑太子”爱德华和亨利五世在法国的辉煌战功。尽管法国瓦卢瓦王朝成功巩固了领土，并将欧洲政治重心转移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亨利仍渴望再次发动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他的骑士梦及代价高昂的战争（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一再打击了议员们提出建议的努力。然而，虽然人们都知道像鹿特丹的约翰·科利特（Joh）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抨击战争，但不要忘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捍卫“荣誉”，是不惜发动战争的。“荣誉”是贵族文化的基石；统治者认为，与他们的臣民不同，他们没有可以替他们伸冤的“上级”，因此在外交失败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战争的“仲裁”。此外，战争是“国王们的消遣”。亨利八世与他的欧洲对手，特别是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在王权和领土上进行争夺，又被迫承认了签订的条约，甚至接受了民众的要求。亨利八世统治时期，遭到了自亨利五世以来来自法兰西的、最肆无忌惮、最大范围的入侵。事实上，只有少数同代人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会造成严重的短期经济损失。

亨利选择了红衣主教沃尔西担任他的第一任首席大臣。在这位骄傲且高效的主教掌权期间，亨利国王显得平易近人。已故国王的两位遗嘱执行者被亨利八世逮捕、处决之后，沃尔西一路高升。亨利八世执政初期，这两人就已是老议员，他们曾策划决定：当这位年轻的国王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王室任免权，就必须由他们中一人或经常两人的联署签名。热衷于王权不受约束的亨利，很快开始抵制这一做法。由于沃尔西（当时仍是一位宫廷神父和施赈员）经常被议员们派去向亨利汇报，他就有机会私下向国王提出建议。正是由于这些交流，亨利（根据沃尔西的首席门役的叙述）发现，他的这位施赈员“是议会中能帮助实现国王意愿和乐趣的、最诚恳、最合适的、唯一的人选”，沃尔西因此得到提拔重用。

国王早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沃尔西组织的。特别是1513年亨利亲自率军入侵法国北部，马刺战役（8月16日）后占领了泰鲁阿讷（Thérouaournai）。占领的城镇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国王却很高兴。另一次入侵已经计划好了，但亨利的盟友不可靠，于是沃尔西试图与法方谈判达成一份英法协议（1514年8月）。但是随着路易十二驾崩、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1月1日），谈判破裂。但沃尔西于1518年与法国达成了新的条款，将这些条款转变为一份耀眼的欧洲和平条约。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及瑞士都分别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包括一则战时互助条款。沃尔西一下子将伦敦变成欧洲的中心，亨利八世成为其东道主。这一出重头好戏本可以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也是教皇的如意算盘，却被沃尔西抢了头彩。1520年，在所谓的“黄金谷”〔位于加来附近的两个小镇基尼斯（Guisnes）和阿德尔（Ardres）镇之间〕，亨利与弗朗索瓦一世在一场令人瞩目的、名为“金布围场”的体育盛会上比武，被人们誉为世界第八奇迹。1522年和1523年的更多战役，让亨利的军队挺进巴黎不足50英里的地方。在那之后，最好的时机出现了：亨利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帕维亚战役中击败并俘虏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2月24日）。但若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亨利会再次与法国握手言和。

沃尔西在1515年圣诞节前夕被任命为大法官，他声称自己在国外是个调解人，在国内是个社会改革家；但若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不得不把亨利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置于利他主义动机之前。他最大的资产是他在英国教会中获得的特殊地位。对亨利和沃尔西来说，要强迫教皇授予沃尔西“终身全权使节”头衔，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并可以自己召集教会理事会和宗教会议。利用这些权力，沃尔西设法让整个英国教会和教士都服从都铎政府和税收制度。看上去好像暗地里艰难地达成了妥协，即亨利同意教会目前最好由一位是王室仆人的教士来掌控，而教士们也接受了这一事实：服从神职领袖要比服从世俗统治者更好。因为毫无疑问，沃尔西上台会保护教会，避免教会里充斥着平信徒的观点。

麻烦的是，随着国家稳定和王朝安全得以恢复，英格兰又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力量的冲击。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批判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提倡重新探索古典学术和简单的“基督哲学”；他的思想迅速席卷北欧。作为托马斯·莫尔的密友，伊拉斯谟多次前往英格兰，于1511年至1514年间在剑桥编著了圣杰罗姆（St。Jerome）的书稿和《希腊文新约圣经》。他的追随者们早在1511年就首次挑战教会当局了。那一年约翰·科利特在宗教会议上布道时，抨击了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并要求教会实行内部改革。伊拉斯谟的布道激怒了教会，但他继续呼吁宗教复兴，用犀利、诙谐而机智的言辞批评教士和修士以及教会迷信，甚至批评罗马教皇制度本身，赞美科利特的传道。在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公开挑战教皇权威之前，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年）、《愚人颂》（1511年）和《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年）。1516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最终版本时，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都异常喜悦，因为最后他们喝到了来自源头的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