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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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20世纪

（1914—1991）

肯尼思·O。摩根（Kehan）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在伦敦市长于官邸举行的年度宴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对英国社会的不良状况发出严厉警告。在国内，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三重联盟”威胁要进行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的要求，他们要求承认工会的地位和一周48小时工作制。除了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可能瘫痪之外，爱尔兰海对岸处于近乎爆发内战的状态：在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有20多万人已武装起来，悠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峻、血腥的冲突。在国外，在印度和埃及都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在不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Ferdinand）于6月28日在波黑的萨拉热窝遇刺，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再次卷入动乱。

因此，在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所呈现的经典形象是一个处于解体边缘的文明自由民主国家，被制裁措施和制度已无法应对的紧张局势所困扰。然而，正如过去一样，一旦最高的战争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消退。团结一致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国家。英国在8月4日宣战之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不可避免地引起恐慌。只有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大力措施才能稳住国家的货币和信贷。本着“一切照常”的职业道德，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努力调整去适应战争带来的挑战。实际战斗的初期阶段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英国远征军仓促拼凑起来并被派遣到佛兰德斯和法国，在伊普尔（Ypres）遭遇严重逆转，部队方寸大乱并遭受重创，不得不从蒙斯（Mons）撤退。英军兵力减少到只剩三个兵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严重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Marne）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快速推进以及德国及其奥地利盟友的早期胜利。

然而，在最初的灾难之后，国家及其领导人安下心来准备打持久战。在敌对行动期间，爱尔兰自治等重要的国内问题被搁置。不同政党之间宣布无限期休战。1914年夏天的工业骚乱逐渐消失，英国工会联盟（TUC）表现得比雇主还爱国。一种奇怪的平静笼罩着全国，因为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但远非普遍的）共识。让一个自由社会接受战争的一个要素，是某种广泛的、人道的理由来解释战争的真正含义。劳合·乔治提供了这个理由，他曾经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一个坚决反对者，多年来一直是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中最直言不讳的左翼成员。劳合·乔治在最初几周仍然保持沉默。但是，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他向聚集的威尔士同胞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讲，毫无保留地决心战斗到底。他占据或声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宣称，这是一场代表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一场保护“弹丸小国”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现在受到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战争不仅得到了所有基督教教会的领导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JamesFox）到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的所有自由派重要人物的支持。毫不奇怪，当战争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时，它很快得到了响应，尤其是英国境内的苏格兰和威尔士。

在接下来可怕的四年里，关于战争的正义性这一广泛共识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侵蚀。当然，这种共识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1916年5月以后——因为这个时候制定了不受欢迎的、为武装部队征兵的政策。最终，到1917年，纯粹的厌战情绪正在造成影响，与其他因素很不一样——比如有组织的劳工越来越好战，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救世主般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共识也是通过一些手段来维持的，如对新闻机构的微妙或粗暴操纵、媒体审查，以及政府宣传“匈奴人”所犯下的暴行。对激进或反战评论家的迫害也很多。尽管存在政府压力，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协会”（No-sFellowship）和民主控制联盟（它主张通过谈判寻求和平）等机构，还是在1917年对公众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兰斯多恩勋爵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引起了轰动。尽管如此，战争年代的现有证据表明，广大人民群体仍然相信战争是公正和必要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继续战斗直到德国敌人完全投降。响应武装部队征兵的人员中，志愿者的比重很大而且热情高涨：事实证明，在1914至1916年间法国的扩军过程中，自愿参军的人数比此后的强制征兵更为理想。从1914年秋季西部战线的最初僵局，拖延到1918年8月至9月最终盟军取得突破，长期陆地和海上的冲突，其实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忍耐。

这些可怕的岁月所造成的心理和道德影响，深深地烙在了英国人的记忆和世界观里。这种影响，在整整一代人的文学情感上抹上了浓重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这些影响左右着英国在应对外国战争威胁时所采取的政策。西部前线的战争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形式，即双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挖了狭长的战壕，无法利用移动攻击火力的新武器——这种战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曾被广泛应用。近四年来，在法国战场几乎没有什么起色。英军偶尔会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发动几次进攻——这些尝试总是以巨大的伤亡收场。对于一个百年无战事的国家来说，伤亡的规模让人几乎无法理解。1915年9月，英国人在洛斯（Loos）的进攻被击败。损失更大的是，1916年6月，英军在索姆（Somme）河上的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第一天就有6万人阵亡。仅在这里，英军的伤亡就达42万。这些经历中最可怕的是1917年8月至9月的帕斯尚尔（Passdaele）战役，当时有超过30万英军死亡或受伤，其中许多人在暴雨中淹死在佛兰德斯的沼泽地里。当不能移动作战时，骑兵和像“坦克”这样的机械发明都不起作用。新型战斗机的效果也不怎么样。与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步兵之间的阶级划分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这在整个过程中是致命的。实际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再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1918年3月和4月，英国军队拼命争取在亚眠地区（theAmiens）阻止德军新的推进。直到8月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Haig）爵士最终取得戏剧性突破，战争才显示出即将结束的迹象。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等人倡导通过更为外围的“东方”策略来规避西部战线的僵局——这种尝试也连续失败了。1915年夏天向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远征，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军事管理不善，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一年之后，对萨洛尼卡（Salonika）的远征也是如此。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大地损害了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过了数年时间，他才挽回了损失。即使在英国传统的霸权地区公海上，1916年6月在日德兰的一场重大海战，英国充其量只是和德国公海舰队打了个平手。英国皇家舰队损失了三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

后来的反战宣传描绘了一批愤怒的民众，他们对陆军和海军指挥官们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因为是他们的糟糕指挥导致几乎在每个战区英军都遭受了惨败。“战争诗人”，如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Owen）、艾萨克·罗森伯格（两人阵亡）和齐格弗里德·沙宣、罗伯特·格雷夫斯（两人幸存），特别被帕斯尚尔战役的杀戮所震撼，他们都鼓励人们放弃战争这个想法，因为战争的杀戮可能导致整整一代年轻人丧命!战争的最新统计数据（英国75万人阵亡，另有250万人受伤，许多人永久残疾）强化了大规模的反军国主义情绪。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反战，即使他们应该如此。战争初期的英西线总司令约翰·弗伦奇（JohnFrench）爵士在1915年底被取消了指挥权，而他的继任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个冷峻寡言的低地苏格兰人，因勇敢和正直，稳步树立起了在公众心中的声望；埃德温·鲁琴斯爵士（EdwinLutyens）设计了高耸的战争纪念碑，以纪念在蒂耶普瓦勒（Thiepval）阵亡的英国士兵。其他海军和陆军领导人，如海军上将比蒂（Beatty）和艾伦比（Allenby）将军（他们在1917年至1918年间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他们率军从埃及出发，通过巴勒斯坦进军叙利亚，消灭了德国人的重要盟友土耳其人）成了受欢迎的英雄。严酷又不可避免的阵地战，是结束战争的关键。布鲁斯·班斯法瑟（Brusfather）著名的“老比尔”漫画，敦促他的战友：如果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洞”，就请钻吧——象征着士兵们用一种幽默情绪来面对阵地战的恐惧。在经历了绝望的军事危机和得到美国巨大的军事、财政援助之后，英国和法国的陆军攻破了德军的防线，到达德国边境——1918年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议。而民众对战争的热情达到顶峰。自从安妮女王在位时的统帅马尔伯勒（Marlbh）时代以来，英伦岛上酝酿出了一种新的军事狂热。

战争广受追捧（以及随后的不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所有人口以及整个社会和经济都被卷入了其中。经过一段悠闲的初始阶段，战争在1915至1916年带来了巨大的工业和社会转型；它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权力和集体主义控制的“利维坦”。工业、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的战争机器的需要。这个模式是由新成立的军需部制定的，劳合·乔治于1915年5月接管了军需部。负责处理武器和弹药供应中的瓶颈，该部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央机器引擎，通过“干劲饱满”的人们，使整个工业活跃起来。新模式在社会福利、住房政策和妇女地位等不同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煤矿、铁路、商人和其他航运都受到国家控制。战前一再鼓吹的自由放任原则——包括自由贸易本身的神圣原则，都被绕过或忽视。同样，传统的劳资关系体系也进入了全新的模式。1915年3月，政府和工会（矿工除外）之间进行谈判并签订《财政协议》（TheTreasuryAgreement），协议禁止罢工，但也保证工会领导人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并间接地为他们提供接触政府的新渠道。

在战争年代，《财政协定》当然没有实现普遍工业和平的目标。煤炭行业存在重大争议，特别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成功举行了正式罢工。军需部通过将非技术工人（特别是女性）引入工程工厂，试图“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备工业的劳动力流动——这些举措带来了很多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Clydeside）。1916至1917年苏格兰和谢菲尔德商店服务员的非正式罢工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是肤浅的，远非真正的一致。然而，战争确实确立了工会的持续法人地位，对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雇主们也一样。一种新的、有机的、有计划的劳资关系体系即将出现。重要的是，埃里克·格德斯爵士、约瑟夫·麦克雷爵士、德文波特勋爵和罗丹达勋爵等有势力的商人，在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职。这象征着工业巨头和政治精英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爱德华七世的“自由英格兰”正在变成一个“公司化”的国家，几乎是后人所称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活动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体影响确实是深刻的。像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Maald）这样的左翼反战人士讽刺地指出，战争的必要性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运动的成就。政府活动正在呈现新的景象。在和平年代，治理英国的是技术专家、专业人士和公务员精英，现在又增加了新的阶层，行政和管理类人员大规模增加。像威廉·贝弗里奇或西博姆·朗特里这样的社会改革者，甚至是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在中央政府中成为有影响力甚至受人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劳埃德·乔治于1916年12月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上涨了，工作条件也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重振了英国的农业，为佃农和他们的雇工提供了新生。政府还重视技术教育和其他教育，特别是在1918年通过了《费舍法案》（H。A。L。Fisher’sAct）。该法案规定，要普及免费小学教育，并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等教育创造机会。政府的各项调查（其中一项是由索尔兹伯里勋爵这样的保守派所领导的）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个领域在1914年之前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忽视。地方政府提供带补贴的住房制度，制定了一项原则，即为工人阶级提供几十万套的廉租房，并清除城市中心和老工业区的贫民窟；政府也开始关注公共卫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国家正在打一场大规模摧毁人类生命的战争；另一方面，国内正通过改善医疗、改善儿童和老年人以及哺乳母亲的生活条件，以及成立医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措施来保护生命。到1918年底，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卫生部，以协调卫生和国家保险，并接管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职责。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验中获得了一个重要收获：对英国人（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口）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英国妇女是战争年代的最大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女性在前线服务，经常在战地医院就职。英国护士艾迪丝·卡维尔（EdithCavell）因在比利时协助英国和法国战俘逃跑而被德国人处死，有力地提升了人们对女性的普遍尊重。在国内，像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Pankhurst）夫人和她的大女儿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虽然不是她的社会主义小女儿西尔维娅（Sylvia）——这样的妇女参政运动领导人协助政府招募新兵。在广泛的其他领域，妇女在文职和行政部门、军需和其他工程工厂，以及之前仅为男性保留的许多其他陌生的任务中，发现了巨大的新机会。全面战争正在逐渐消除几十年来限制英国妇女的性别障碍。现在几乎不可能争辩说妇女无法充分行使公民权；因此，在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令》中，30岁及以上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这些进步几乎是突然发生的。那个漫长的、痛苦的、充满迫害和偏见的妇女史宣告结束。恢复和平后，全面的“重建”（不确切的）工作得以展开。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通过强调战争的积极和进步的后果，希望（或许是无意地）扩大和巩固当时的共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的政治也带了巨变。在战争爆发时，下议院仍主要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统一派）之间的吉尔伯特式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而言，战争带来了灾难。部分是由于战争对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部分是由于许多自由党人对当时所倡导的战争的优点刻意隐瞒。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转变为三党联盟，标志着自由主义没落的新阶段。此后，阿斯奎斯的领导显得无精打采、笨手笨脚，同时自由党内部对征兵制这一根本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认为，征兵标志着全心全意决心“战斗到底”。像约翰·西蒙（JohnSimon）和雷金纳·麦克纳（ReginaldMa）这样的传统自由党人则优柔寡断。阿斯奎斯自己不高兴地摇了摇头。最后，所有18至45岁的成年男性都必须服从征兵制，但对阿斯奎斯和自由党伦理的批评，在继续加剧。

1916年12月，最后的危机来了。几个月来一直有人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是在战场上，而且未能解决爱尔兰问题和国内劳资纠纷。在1916年12月1日至19日之间，出现了拜占庭式复杂的政治“宫斗剧”，历史学家们像许多中世纪的学者一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主要的统一主义者博纳·劳（Bonar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Edward）爵士一起，向阿斯奎斯提出成立一个新的最高战争委员会来管理战争。经过几天的犹豫，阿斯奎斯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并在12月4日至9日东山再起，当选为所有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了下议院大约一半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所有的统一派成员，而且包括（在国家行政机构中占微弱多数的）工党。从此以后，在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之间，劳合·乔治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近乎坚不可摧的“半总统”。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战时内阁的首相，得到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和一个“郊区花园”及私人秘书组成的顾问组的支持。在这个尖顶之下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帮助英国赢得了战争，但对于他自己的自由党而言，这意味着一场灾难。党内仍然四分五裂，其基础已被动摇，在议会中效率低下并意见不一，在媒体和知识分子眼中已经失去了斗志和动力。在1914年之前激活了许多社会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衰落。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已经是一个分裂的、羸弱的、残缺的存在，是一战中最大的受害者。

工党非常出乎意料地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战争爆发时，工党内也存在很多分歧。与工会领导人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许多社会主义左翼人士一直反对参战。因此，麦克唐纳不得不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位。战争期间的问题，如征兵制的影响（对军事和可能对工业的），以及是否愿意为劳合·乔治效力，也困扰了工党。然而，战争对工党的长期影响是完全有益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因战争经验而大大加强。到1919年初，工会成员的人数大约翻了一番，达到800多万。俄国的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也为工党提供了新的活力。实际上，工党一直在为政府效力，并同时充当正式的反对派。工党的地位非常理想，正好利用了自由党内部的困难。最后，1918年的特许经营改革将选民从大约800万扩大到超过2100万。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选票大幅增加了，同时助推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趋势。1918年的党章，赋予了工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承诺——更重要的是，在选区和总部重组了结构，使其始终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壮大是战争的一个重大政治后果，虽然在当时无法被预见。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顺其自然地使保守党成为多数党。除了被战争号召团结起来之外，作为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出现分歧后，保守党越来越关注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他们现在的群众基础是城市或郊区，而不是乡绅。在战争结束时，随着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等新的、以商业为导向的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像工党一样，准备摧毁爱德华时代的政治体系。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完全掌舵。自由党与保守党结成选举联盟，反对反政府的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者”和工党的“布尔什维克”。右翼统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

在国外，战争年代也造成了某些变化。从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场为帝国以及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帝国战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和其他援助。“澳新军团日”伴随着对加里波利苏弗拉湾（SuvlaBay）的回忆，成为澳大利亚历法中的一个悲剧性的、象征性的纪念日。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召集了一个由多个自治领首脑组成的帝国战争内阁，以协助母国的内阁。一个强大的帝国政治家，南非的扬·史末资（JanSmuts），甚至被邀请参加英国内阁的审议会议。在商业中，帝国的偏好正在成为现实。帝国的神秘感在这个时代十分强大。当时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埃德温·鲁琴斯在年轻时就是威廉·莫里斯的弟子，深受其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的启发。现在，埃德温·鲁琴斯和赫伯特·贝克（HerbertBaker）正在通过重建印度德里市，将他们的才能转化为宏伟的现实。主要的建筑是象征古典权威的一座巨大的殖民总督官邸和几座行政大楼。在战争年代，帝国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事实上，战争年代的秘密条约确保了在和平时期托管式统治制度或其他计策，将使英国拥有比以往更广大的帝国领土，包括中东地区和波斯湾地区广阔的新区域。英国人受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个人主义者传奇般的英雄壮举的鼓舞；又因对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巨大的石油财富的渴望，大英帝国的疆土越来越辽阔。

但实际上，一直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早在1914年之前，为了有效实施帝国的某项政策，财政和军事力量上的不足变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越来越有效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劳合·乔治担任首相期间，威尔士是忠心爱国的；与威尔士不同，爱尔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殖民叛乱景象。1916年4月，由少数共和党人和新芬党支持者发动的复活节起义，似乎是一场惨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对起义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到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党信条几乎赢得了南爱尔兰所有26个郡的支持。像约翰·狄龙（JohnDillon）这样的资深领袖，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s）和埃蒙·德·瓦勒拉（EamondeValera）等新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抛在一边。到战争结束时，南爱尔兰实际上情势极为紧张，那里抵抗征兵制，处于以近乎暴乱的方式反抗王权和新教统治地位的状态。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再到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德，在这几十年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长期发展是遵守宪法的，而且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现在似乎到了新的、爆炸的边缘。因此，战争年代的一个明确道德是，对于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采矿山谷来说，政治和社会共识已经非常脆弱，但还没有延伸到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反抗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印度人和埃及人可能都在谨慎地观望。这场战争留下了一个遗产：更加一体化但又更加孤立的英国，昔日宏伟的帝国角色正在被战后世界中更广泛的变革所瓦解。

20年代

当和平回归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劳合·乔治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证明了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和统一，也确保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平稳过渡。这次选举之所以被称作“优惠券选举”，是因为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都收到一封感谢信。首相被一致称赞为“赢得战争的人”——这是自克伦威尔以来最具统治力的政治领导人。这个选举结果确实是压倒性的。联合政府在议会的支持者人数不少于526人（其中136人是自由党人，其余的几乎都是统一党人），工党议员只有57名，独立自由党人26名。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个结果并不那么具有确定性。虽然工党只占57名议员的席位，但是该党已经赢得了250万张选票，这几乎是一次巨大的选举突破。在爱尔兰，新芬党在南部的81个席位中占据了73个；其代表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建立了自己的非官方议会或“Dail”（爱尔兰国会之下议院）。即便如此，首相及其战时同僚的法律权威也是无可辩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