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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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的构造当然不至于拙劣到连基柱都会崩坏的程度。但我们试着进一步观察这个被赞美的作品的“成果”，在这坚固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痛苦是和感受力同时表现的，感受力发达后就形成智慧，痛苦也随之消亡，欲望也与之共同发展，永无止境地繁衍着。提供人类生活的材料除悲剧和闹剧外，竟再也找不出其他东西了。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除了伪善者外，必当会忍不住怀着合唱“哈利路亚”的心情了。上述最后一项，虽然它的真正起源一直被隐匿着，但在休谟所著的《宗教自然史》一书中却曾毫不容情地将它暴露出来，这该是真理的一大胜利。

同时，他的那一篇《自然的宗教对话》，立论虽然和我完全相反，但他以适中的论据，率直明显地说出这个世界的悲惨性质，以及一切乐天主义的缺乏根据，并把乐天主义的根源抨击一番。休谟的这两篇著作，虽然今天的德国人还大半不知，但却颇有一读的价值。他在字里行间教导我们的事情，比黑格尔、赫尔巴特（16）、施莱尔马赫（17）三者的哲学著作总和还要更多。

我不否定乐天主义的集大成者——莱布尼茨在哲学上的功绩，也无暇深究他的“单子论”和“预定调和说”是否一致。他的《人类理智新论》不过是些摘录，以订正洛克的名著《人类理解论》为目的，但其中虽有详细的批评，内容却失之贫弱。他反对洛克，正如他写《关于天上动力的原因的试验》反对牛顿的重力学说一般，最后仍然招致失败。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特别为反对莱布尼茨的这种哲学而执笔，对他的论点是极具攻击力，甚至是破坏力的，但与洛克和休谟则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今天的哲学教授们，对莱布尼茨各方面都推崇备至，一心一意复兴他的“蒙蔽术”；另一方面，对康德则尽可能贬抑并且排挤他。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生活问题。

简言之，《纯粹理性批判》认为，犹太神话不能与哲学并称，它们甚至轻率地把灵魂当作实存之物。这种说法必须要有根据，以科学态度来证实这种观念，不能轻下论断。但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第一、哲学次之的哲学界，却只有埋葬了康德，捧出了莱布尼茨。

因此，莱布尼茨的《神正论》虽将乐观主义系统化而广泛开展，然而从其性质来看，它只不过替后来伏尔泰的不朽名著《纯洁》造成契机而已，此外并无什么贡献。由莱布尼茨再三对恶的世界所作的不完美的辩解中，恶有时会促成善的实现，最后得到的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结论。

伏尔泰在他书中主角的名字里已暗示着：为了认识乐天主义，我们必须要有诚实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散布着罪恶、苦恼和死亡的舞台上，乐天主义所表现的姿态委实很奇妙；如果正如前面所述，乐天主义的秘密源泉已被休谟无情地揭发出来，认为他们对其起源并不能做充分说明，那么乐天主义也许可说是对人类灾难做了一种讽刺的嘲弄了。

对莱布尼茨那种明显的诡辩中所说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我可以举出更堂皇的理由来证明这个世界是“可能有的世界中最坏的世界”。因为所谓“可能有”，并不是以人的幻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

然而，由于过去人类历史所显现出来的无非是永无休止的烦恼和无可疗治的哀伤，如人的生老病死等，我们可以知道，这世界的构成早已为痛苦的存在做了最好的准备，比它更坏的世界似乎是不可能存在了。

所以我们说它是“可能有的世界中最坏的世界”。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不但行星会碰头——行星的运行会产生摄动（18）现象，两个行星之间会因相互影响而使其中之一逐渐失去平衡，严重的话，还可能使两者互相碰撞，所以也许世界不久后也将寿终正寝。虽然一般天文学家认为那些不过是偶发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运行不协调产生的。他们还费尽心血推算出今后或许可能顺利运行下去，以及世界应该可以继续照常存在的理由。但牛顿却持相反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希望天文学家的计算并无错误，行星系统的机械永久运动能与其他系统相同，永无休止地运行下去！

而且，行星的坚硬外壳下还潜藏着无数强烈的自然力，如因偶然触发给了它们活动的余地，它们必会破壳而出，使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毁灭。这类事情在我们的地球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今后恐怕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里斯本和海地的地震，以及庞贝的毁灭，只不过是对它的可能性给我们一点开玩笑的暗示而已。

化学方面无法证明的空气的一点点变化也都可能成为霍乱或黄热病、黑死病的原因，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再发生巨变，也许更灭绝一切生命了。再者，上苍赋予动物的器官和力量，不管如何努力，充其量也仅能勉强供应自身食用，以及哺育幼儿而已，所以，动物的手足若失其一，或者不能充分利用，大抵都非死不可。人类虽然具备所谓“悟性”和“理性”两种强力工具，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却都在与贫乏较量中消耗殆尽，经常站在破灭的边缘，痛苦地保持身体的平衡。

可见，不论就全体的存续或个体的存续而言，上苍所赋予我们的条件都不完备。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有为生存而不断斗争；而且，破灭的危险还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正因为这些危险成为事实的例子极多，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照顾自己的幼儿才不致因个体的灭亡而引起种族的灭绝。对自然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有种族。

因此，若世界仍宜于存在的话，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世界了，例子实在不胜枚举。曾经住在地球的任何动物的化石，都可作为我们推算的蓝本，它们的存续已成过去，这正可向我们提供比“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更坏的世界的有力明证。

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因此，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

但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予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了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其实把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等当作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纯正的基督教均作如是观。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圣经·新约》中形容世界是“眼泪之谷”，称人生是一种净化的过程，基督教则以拷问的道具（十字架）作为象征。

所以，当莱布尼茨、夏夫兹博里（19）、柏宁布洛克（20）、蒲柏（21）之徒搬出乐天主义时，却换来一般世人的激愤，主要就在于乐天主义和基督教的基础不能并立。伏尔泰在他那篇出色的诗集《里斯本震灾赋》的序言中坚决反对乐天主义。

这位备受德国下三烂文人诽谤反对而为我所钟爱赞美的伟人，他的学术地位毫无疑问应该凌驾于卢梭之上，理由是他得出了以下三种见解，表明他的思想极为深刻：（一）确信恶的绝对大小和生存悲惨的见解；（二）有关意志行为残酷的必然性见解；（三）把洛克的命题——在物质中也可能有思想——当作真理的见解。相形之下，卢梭只具有一个浅薄的新教牧师哲学。他在那篇《沙波亚牧师的信仰告白》中，拼命批驳伏尔泰的上述几点；同时，又在1756年8月18日寄给伏尔泰的信函中，以肤浅错误的逻辑，对上述优美的诗句大肆攻讦而表示拥护乐天主义。

尤其，卢梭哲学的特征和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说人类本来是善的、是无限而完整的，却因为文明及其结果而使人类陷入邪途。他以此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原罪和人类根源性的堕落，作为他的乐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础。

一如伏尔泰在《纯洁》中以诙谐的作风向乐天主义挑战，拜伦亦以其严肃悲壮的作风，在不朽的杰作《凯因》诗集中展开相同的宣战。为此，他也光荣地招致反启蒙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22）的诽谤辱骂。

从历代伟人的言论中，我们不难找出许许多多反乐观主义的名言，他们都看出这个世界的悲惨，而以发人深省的语句叙述出来。在这里，我想引述其中的几则，以作为我的见解的诠释和佐证，并作为本文最后的点缀。先说希腊，希腊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及亚细亚高地人大异其趣，尽管他们坚决主张意志自由，但仍深刻地感到生存的悲惨，才发明了悲剧，以抒其情。

另一个证据出自海德洛斯，而且常被后人引用。他说，特拉基亚人往往以伤感的心境迎接新生婴儿，对着他们喃喃历数其前途中所有的灾祸；同时又以欣喜和玩笑的心情埋葬死者，因为他们从此以后已可免除许多大苦恼。在普卢塔克（23）所保存的美丽诗句中，他这样写道：

感叹生者，因为他们要面对许多灾祸，

为死者欣慰和祝福，

因为他们今后可免除许多苦恼。

据说，墨西哥人当婴儿降世时就对他念道：“我的孩子，你的诞生是为了忍耐，所以你必须忍耐、烦恼、沉默。”该地与前面所述的国度远隔千山万水，民俗上该不至于有历史上的渊源，因此这种雷同只能归结为道德观念的一致。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所以斯威夫特（24）从孩童起对自己的生日就不当作是欢喜的日子，而是以一种悲哀的仪式来纪念，每逢这天他必定反复阅读《圣经·约伯记》第3章中的一节（见司各特编著的《斯威夫特传》），这一节是写约伯诅咒自己生日的情形。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辩护》中某一节曾经说：“死亡虽永远攫夺了我们的意识，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最聪明的人不求最幸福的日子，但求没有酣梦的睡眠。”这一节想必早为世所熟知。由于篇幅太长，在此拟不赘述。

赫拉克利特（25）的格言也说得妙：“生命之义一如其名，而死亡是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