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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弘法 创办律学院（第2页）

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

草庵二字分嵌于上下联联首，巧妙而自然。

1933年底，弘一法师在晋江草庵度岁，特为传贯与丰德二师开示灵峰大师《祭颛愚大师爪发衣钵塔文》。文中灵峰大师痛感末世胜德凋落，法界鱼龙混杂，呼吁有识之士奋起力挽狂澜。弘一法师开示此文的过程中，感慨时弊，几近流涕。灵峰之痛，也是他心头之痛，他持戒苦行，以身垂范，亦旨在唤起浑浑噩噩的僧众。

1935年，弘一法师因患臂疮在草庵养病，病**有一小钟慢两刻钟，弘一法师一直不将其拨正。他认为此大病实由宿业所致，“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南闽十年之梦影》）。此后，无论移居何处，他都故意将座钟拨慢半个小时。弘一法师称之为“草庵钟”，以此提醒自己，时时不忘勇猛精进。

1936年的最后一天，作家郁达夫来到鼓浪屿日光岩拜访弘一法师。郁达夫仰慕弘一法师久矣，但弘一法师对他的名字却很生疏。原因是，郁达夫蜚声文坛时，弘一法师已经是佛门中人。这次见面，只是略事寒暄，弘一法师赠给郁达夫《佛法导论》等书。这次见面给郁达夫留下深刻印象，回去后，他写了一首诗寄赠弘一法师：“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

闽南地处东南，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远离动乱，这为弘一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闽南著名的寺庙，在东南亚都有下院，常在经济上予以援助，解决了弘一大师基本生活需求，使其得以安心弘法。闽南民风淳朴，也使大师感到安适。对于闽南的食物，大师也颇为习惯，并赞不绝口：“闽中产米缺乏，代以杂粮。以小麦大麦磨作粗粒，加入干番薯少许，做成麦羹，其味极佳，且适于卫生。”

弘一大师曾在给挚友信中对居闽南十余年的生活境况有过介绍：“闽中平静如常。仁者能入闽任职，则生活可无虑矣。泉州物价之昂，自昔以来，冠于全闽。但米价每石亦仅一百七十元左右，其他闽中产米之区，如漳州及闽东等处，则仅五十元左右。泉州街市无乞丐（另设乞丐收容所）。物价亦不甚昂。华侨家庭生活亦大致可维持，因努力种植，生产量甚富也。统观全闽气象，与承平时代相差无几。朽人于十四年前，无意中居住闽南（本拟往暹罗，到厦门而中止）。至今衣食丰足，诸事顺遂，可谓侥幸，至用惭愧。”

福建与佛教因缘甚深，历史上不仅高僧辈出，流派众多，而且至今僧尼仍有一万余人，约占全国汉族地区僧尼总数四分之一，按比例为全国第一。弘一大师居闽南时，不仅受到各寺僧人的热情款待，为众多居士争相恭请，还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弘一大师到漳州弘法时，“乡长、保长等皆喜欢护法，诸事顺适。”当时闽南各地争先迎请大师弘法，如永春普济寺请了四次才遂愿。大师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如1938年农历二月于泉州承天寺讲经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徒皆甚欢赞”。弘一大师为有这种因缘而高兴，他在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中写道：“乃今岁正月到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在晋江安海时，大师演讲三日，听众多达近700人。弘一大师以弘法为己任，适逢闽南为佛教重镇，使他的宏愿得以实施。正如大师所说：“朽人居闽南已十年，缁素诸善友等护法甚力。”

弘一大师在闽南演讲弘法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不拘场所。

大师所演讲的地方，有著名寺庙、佛教院校、慈善机构、普通学校、居士菜堂、私人住宅、宗祠等。第二，内容广博。据大师记述弘法的《壬丙闽南弘法略志》《泉州弘法记》中载，大师到每一处讲演的题目，均不下二十余种，内容极为丰富。第三，排期紧凑。弘一大师有时连续几天演讲不休息。有时一天在两个不同地方演讲，甚至除夕夜也不休息。据《壬丙闽南弘法略志》载：壬申除夕夜，在草庵讲《蕅益大师普说二则》；甲戌除夕夜，在万寿岩念佛堂讲演；乙亥除夕夜，在草庵病榻上讲说。第四，富有特色。弘一大师的演讲之所以能受到各界各阶层不同人士的一致欢迎，除了大师严于律己的人格力量和广博的佛学知识感召外，还由于其演讲极富特色。一是深入浅出，往往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教理；二是融进自己经历，以现身说法来感染听众；三是语言亲切，自然表明自己的心态；四是充满真知灼见，极富启发性。

弘一大师极力推动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佛教干才。

他重视创办佛学院校，精心训导学僧。1929年11月，弘一大师抵南普陀后，应常惺院长之请，协助院方整顿闽南佛学院，以现身说法教导学生惜衣惜食惜福，并撰书《悲智训》嘱勉学僧。1934年，弘一大师再次来闽南佛学院讲学和整顿学风，后认为机缘未熟，主张学院要从头办起，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办佛教养正院，并亲自草拟章程，书写院额，选定教材，推荐师资，还抱病作了《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的讲演，勉励学僧要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养正院根据弘一大师的指导思想，始终把佛学教育放在首位，以世学的文史为辅。

开办南山律学院。弘一大师以弘律为己任，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发结成学律组织。1933年5月，大师应泉州开元寺方丈转物和尚之请自厦至泉，于开元寺右侧之尊胜院开办南山律学苑，每次连续讲两周，《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分两次讲完。有时兼说古德格言，以资策励身心。

他弘法有法。弘一大师当过教师，故深谙采取因材施教方法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认为，给学僧上课，内容要简明易懂，讲授要循序渐进，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如讲律学，可分五个学程，每一学程各有不同内容。对讲解进度，大师有周密计划，每周两小时，一学年讲毕。约八十小时，即可“了知律学大要”。对于师生问答，大师提倡采用“笔问笔答”形式。弘一大师认为所教育对象，应分为丙级（年不满二十岁者）、乙级（二十岁以上者）、甲级。应根据不同级别对学僧因材施教。丙级以学劝善及阐明因果报应之书为主，兼学净土宗大意，大约两年毕业；乙级以学律为主，兼学浅近易解之经论，大约三年毕业；甲级以学经论为主，大约三年毕业。弘一大师对僧教育提出的系统看法，在今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框定了僧教育的基本原则。弘一大师认为对学僧的教育，归根结底就是进行佛教基本原则的教育。大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谈道：“顺便将我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是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弘一大师认为僧教育并不是要把学僧培养成天资聪颖、辩才无碍、文理精通、书法工秀之人，而应该把学佛理、立大德放在最主要位置。大师有时讲的是非佛学科，也谆谆教诲学僧注意佛学的学习，如1937年3月18日，大师在厦门养正院给学僧上书法课，首先强调的是要学好佛法：“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期间，广结法缘，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书结缘。弘一大师常将各类经书和自己所编撰之书及讲稿赠给有缘之人，并把此当作很重要的大事。在他的书信中屡屡谈及以书赠人之事。如1939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于永春普济寺致觉圆法师信中，1935年农历五月十日于惠安净峰寺致广洽法师信中，1939年1月于泉州承天寺致陈无我信中等，都多次谈到以书赠人的事。大师认为经书对接引新青年至为重要，千方百计设法刊布，1938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他于泉州承天寺致王拯邦信中言：“前广洽法师所印拙书《金刚经》，所存无几。此书接引新青年至为逗机。……乞劝广洽师发心募印再版（能印数千册广赠尤善）。”大师常托人代为转赠有关佛经，并时请对方直寄所开出地址，可见用心良苦。大师还注意根据不同对象赠寄不同的书，考虑极为周全。如对《护生画集》的出版极为关注，不仅为其题词，还过问联系由锌版改铜版事，并常将此书转赠同人，弘法结缘。

善结人缘。弘一大师在闽南与许多善信来往密切，从大师给数十位居士信中可看出，大师对他们谆谆教诲，爱护有加，点点滴滴，感人肺腑。如永春图书馆馆长王梦惺居士原号“梦醒”，大师于1940年为之易号为“梦惺”，认为“惺，悟也，不昧也。似较梦生、梦醒为胜”。当时王梦惺拟跟大师出家，因家中有老母需奉养，大师劝其不必，并于1940年秋为王梦惺的《菜园文稿》题词：“文以载道，岂惟辞华。内蕴真实，卓然名家。居士孝母，腾誉乡里。文章艺术，是其余技。士应文艺以人传，不应人以文艺传。”弘一大师多次为信善者证受皈依，仅以1935年10月至11月在惠安为例，就先后六次为七十余人证受皈依。

近代闽南佛教特点的形成，与弘一大师的推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闽南佛教主要特点有：第一，学律风气为全国之首。这与弘一大师身体力行极力弘律有关。弘一大师1933年2月10日在厦门南山律学苑首次作弘律讲演时，听讲者包括性常、广洽、了识、心灿、本妙、瑞曦、瑞澄、妙慧、瑞卫、广信等青年法师，皆为厦门南山律学苑成员。第二，与海外，特别东南亚关系极为密切。东南亚有许多寺庙为闽南著名寺庙的下院。弘一大师与那些弘法海外的法师关系密切，与被菲律宾佛教界称为开山祖师的性愿法师、曾任马来西亚佛教会会长的竺摩法师等名僧都有书信往来。弘一大师培养的弟子中，也有不少成为弘法东南亚的名僧，如瑞今法师追随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教，并曾受大师之托代任讲座，后驻锡菲律宾数十年，曾荣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职务。第三，僧教育兴盛。近现代闽南僧教育所以在全国独树一帜，国内高僧大德云集闽南兴办教育是其主要因素之一。仅与弘一大师有关（或倡办或讲学）的佛学院校及教育组织就有：闽南佛学院、闽南养正院、厦门律学苑、泉州律学苑、泉州慈儿院、泉州月台佛学研究社等多所。

近代闽南佛教的第四个特点，是女众带发出家的菜姑盛行。当时闽南以“女众削发出家尼僧少，带发出家菜姑多”现象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观。所谓“菜姑”，指闽南带发出家住寺的女众佛徒。菜姑出家时需投奔一位比丘僧为皈依师父，在佛前举行“三皈”仪式，并摄受《梵网经菩萨戒》，便可出家住寺。她们离开家庭，独身不嫁，住佛教寺堂，布衣素食，诵经礼忏，可以说，除了仍绾青丝留发不剃外，与出家僧、尼并无二致。这种菜姑出家形式不符合佛教古制七众弟子的“剃发染衣”规范，在中国汉族佛教中是罕见的。这种现象与朱熹在闽南“严禁女子出家为尼”有关。女子落发出家被认为是败坏伦理道德的悖逆行为，因此闽南数百年很少有女子削发为尼。

但在佛教盛行的现实社会中，女众们对佛教的信仰和向往心灵解脱的欲望是禁不住的，于是她们抱着终身不嫁的宏愿毅然出家，但没有剃发。菜姑的这种出家形式，受到弘一大师的认可。大师在《梵行清信女讲习会缘起》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南闽女众习佛法者，恒受三皈五戒，为清信女。亦有并断正**者，别居精舍，有如僧寺，俗云菜堂，称女众曰菜姑。其贞节苦行，精勤课诵，视比丘尼殆有过之。”亲近弘一大师学律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圆拙老法师，曾谈及弘一大师对闽南女子带发修行赞叹不已，认为“如此更为如法”。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圆拙老法师进一步阐述：“在明清比丘尼还俗者甚多。比丘尼还俗，从佛教戒律上讲是允许，无罪，若自己觉得守不住戒律，向大僧说明即舍弃归俗，此乃世尊许可。但是一个尼姑的还俗，会引起众多的俗人对佛法的讥嫌，给佛教带来不良影响。再者佛经常言：说僧过者当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一个比丘尼还俗本来无罪，但给佛教造成不良影响，使众生造口业，这岂是无过耶？所以过去老一辈的师父都是非常赞成女子带发出家，她们如果觉得不能单身生活即回家，不会引起俗人的讥嫌……弘老所说‘更为如法’，道理在此。”在弘一大师等高僧的认可下，20世纪30年代末是闽南出家菜姑发展兴盛时期，厦门已开始出现菜姑向社会募资兴建斋屋。弘一大师示寂后，这种带发出家的样式在大师生前好友关心下，一直得以绵延。

1932年10月，弘一第三次入闽，足迹遍及泉州、厦门、福州、漳州各大寺院，其中以住泉州的时间为最长，而在永春普济寺一住就是573天。弘一第三次寓居福建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

1933年10月，他在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诗人韩偓的墓道；1938年在惠安县的《螺阳文献》中发现一首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于是撰写《香奁集辨伪》一文，认为韩偓并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位与自己有同样爱国思想的伟大诗人，为研究韩偓提出独创性的见解。他还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为朱子书院补题匾额，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