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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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蒂尔尽力在表现现实时摒弃任何智力的观念，他在作画前总让自己保持一种坦诚的心态（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并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把此前所知道的东西全都置之脑后，尽量忘记它们——而这正是一种具有高度修养的非凡智慧，所以他的努力也就更让人钦佩。我向他承认我站在巴尔贝克教堂跟前感到挺失望，他对我说：

“哦，您是说教堂的正门让您失望了，这可是人们难得一见的《圣经》故事大全呢。那个圣母像，还有那些描写她生平事迹的浮雕，让我们看到了中世纪为圣母荣耀歌功颂德的长诗中最温情、最有灵感的篇章。您想想，要把《圣经》内容的每个细节都表现得那么生动，年迈的雕塑家得付出多少艰辛的劳作，其中包含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天使们用长纱运送圣母的遗体，这想法真是绝了，天使是不敢直接碰到她的（我对他说圣安德烈乡村教堂也有这样的雕像；他说他见过这座教堂正门的照片，那些农民围着圣母热切奔走的景象，跟这儿教堂两位如此瘦长而温柔、带有意大利味儿的大天使的庄严形象，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将圣母的灵魂带去和她的肉体合在一起的那个天使；圣母和以利沙伯相遇，以利沙伯触到马利亚的腹部，觉得它隆起时的惊叹表情；还有没有亲手摸到，怎么也不肯相信无玷成胎的接生婆那裹着绷带的手臂；圣母为向圣多马证明她的复活而扔给他的腰带；还有圣母为遮掩儿子**的身体而从自己胸口撕下的那块细麻布——在耶稣的一侧，天主教会在收集鲜血，那是圣体圣事的圣酒，而在另一侧，已结束统治的犹太教会，蒙着双眼，手握断成两半的权杖，听凭先王的戒律跌落在地，王冠也从头上掉下；最后审判时，丈夫扶着年轻的妻子走出坟墓，把她的手按在她的胸前，向她证明她的心真的在跳动，让她放下心来，所有的这些，不都是绝妙的主意吗？而那个把太阳和月亮带走的天使——既然经上说，十字架的光辉胜过星体七倍，那太阳和月亮不都没用了吗；还有把手浸在耶稣的浴盆里，试试水够不够热的天使；从云端徐徐降下，把花环戴在圣母前额的那个天使；还有那些从上天耶路撒冷圣殿的栏杆间俯身向下，眼见恶人受罪、好人得福而惊恐或快活地扬起手臂的天使!各层上天都在这儿了，它们构成了神学和象征体系的宏伟诗篇。真是出神入化，令人不可思议，它要比您在意大利见到的雕刻作品高明一千倍，那儿教堂的三角楣就不必说了，那都是些没有才气的雕刻匠依样画葫芦弄出来的。您明白吗？问题的症结就在才气。哪儿会有人人都是天才的事儿，那是胡说八道，比黄金时代的说法还要荒唐。您得相信，雕这座教堂正门的家伙，比起您现在最崇拜的那些人来，一点不比他们差，他的想法和他们一样深刻。我们哪天一起去的时候，我会一一指给您看的。圣母升天节仪式上某些歌词的内容，得到了非常精妙的表现，那是勒东[246]也无法企及的。”

我现在明白了，这些雕像里原来有这么壮观的天国景象，有这么宏大的神学诗篇，可是我充满渴望的目光刚开始投向这座教堂时，我并没看见它们。我跟他说起那些耸立在底座上，俨然形成一条大道的高大的圣像。

“这条大道从远古时代起始，通到耶稣基督，”他对我说，“一边是他精神上的祖先，另一边是犹大王国诸王，他肉体上的祖先。漫长的世纪都浓缩在这儿了。如果您仔细瞧瞧您觉着是底座的东西，您就知道立在上面的都是些谁了。这是摩西的脚，您可以认出金牛来，在亚伯拉罕的脚下，是公羊，在约瑟夫的脚下呢，是给皮蒂法尔老婆出主意的魔鬼。”

我还对他说，我原以为会看到一座波斯风格的宏伟建筑，这大概也是我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不，”他回答我说，“您没想错呀。有些东西东方色彩很浓。有个柱头上的雕刻，分毫不差地表现了一个波斯题材的故事，单单说受东方传统的影响，似乎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雕刻家很可能是以航海家从东方带回的首饰盒为原型的。”果然，他后来给我看了一个柱头的照片，上面雕着类似中国龙的动物在相互吞噬，不过先前在巴尔贝克，这一小段雕刻并没引起我的注意，当时那座建筑的整体，跟我心目中的“近乎波斯风格的教堂”这几个字有点格格不入。

在这个画室里体验到的精神上的愉悦，并不妨碍我感受周围的环境（尽管它们似乎是全然不顾我们，自管自就那么着的）：画幅上透明的淡色散发的温热气息，房间里闪烁的幽光，忍冬围绕的小窗尽头，一派乡村风味的大街被太阳（只有远远的树荫才仿佛给它遮上一层透明的面纱）烧灼的泥土的干热景象。见到《卡克迪伊港》引起的喜悦，也许被这个夏日所引起的不自觉的惬意给放大了，就如一条支流给扩展了似的。

我原以为埃尔斯蒂尔很谦虚，可当我瞧见我在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里用了荣誉这个词儿，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我明白我想错了。那些相信自己的作品会传诸后世的艺术家——埃尔斯蒂尔就是这样的——习惯于把这些作品放置在一个他们自己早已化为尘土的时代之中。所以，当你用荣誉这个概念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虚无世界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不快，因为这个概念是和死亡的概念密不可分的。我赶紧转换话题，来驱散这片我不愿看它升上埃尔斯蒂尔额头的愁云。

“有人劝我别去布列塔尼，”我对他说，心里想到的是我和勒格朗丹在贡布雷的那次谈话，我挺想知道埃尔斯蒂尔的意见，“因为那儿的环境对一个容易耽于幻想的人是很不利的。”

“不，”他回答我说，“一个人已经耽于幻想了，就不该让他远离幻想，不该去限制他幻想。一旦你从自己的头脑里甩开这些幻想，你就没法儿理解它们；成百上千的表象会来迷惑你，因为你已经不能理解本质的东西了。如果说有一点幻想是危险的，那么治愈这个病症的方子并不是少去幻想，而是多去幻想，尽情地幻想。有一点很要紧，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把所有的幻想都历遍了，才能不为幻想所苦；把幻想和生活适当地分开，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有时我在想，是否应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一开始就把幻想和生活适当分开，就像有的外科医生主张每个孩子都得割掉阑尾，以免日后患阑尾炎一样。”

埃尔斯蒂尔和我走到了画室那头的窗前，窗下是花园，外面是一条窄窄的横街，颇有几分乡村小路的风味。我俩来到这扇窗前，呼吸一下黄昏前清新的空气。我心想反正这帮少女不在眼前，所以我就干脆牺牲一次见到她们的指望，毅然答应外婆的要求来看望埃尔斯蒂尔。一个人寻寻觅觅的东西到底在哪儿，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们往往会由于某种原因，总是躲着不去人人都邀请我们前去的那个地方；但我们怎么也料想不到，到了那儿我们居然会遇见自己心心念念想着的那个人儿。

我随意地望着窗外的乡间小路，这条小路跟画室挨得很近，但不在埃尔斯蒂尔的宅子里。蓦然间，小路上出现了少女帮中推自行车的那个姑娘，她踩着快捷的步子往前走来，黑色的秀发上，马球帽压得低低的，腮帮胖乎乎的，眼神快活而有点执拗；我瞧着她在这条满含甘美的许诺、奇迹般幸运的小路上，在树下笑盈盈地向埃尔斯蒂尔点头致意，这笑容于我不啻一道彩虹，连接了我们的地球和我至今以为无法到达的那些地区。她还走近来，把手伸给画家，但没有停下脚步，我瞧见她下巴上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

“您认识这个姑娘吗，先生？”我问埃尔斯蒂尔，心里明白他能把我介绍给她，能邀请她到他家来。这间看得见乡村景色的宁静的画室，变得越来越迷人了，就像一座房子，有个孩子待在里面本来已经挺开心了，但人家告诉他，那些美丽的东西，那些心地高尚的人还要更美丽、更高尚，还有许许多多礼物要给他，还要为他准备一席精美的点心。

埃尔斯蒂尔告诉我，她叫阿尔贝蒂娜·西莫内，还把她那些女友的名字也都告诉了我——我对她们的描绘具体而微，他一听就明白我在说谁了。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我可想错了，但跟平常在巴尔贝克犯的错很不一样。我在巴尔贝克往往把骑在马上的店铺小开当作王子。这一次，这些出身于富有的小布尔乔亚、工商业界家庭的少女，却让我给归进了社会地位令人生疑的阶层。一开始，这是一个我最不感兴趣的阶层，对我来说，它既不像平民阶层，也不像德·盖尔芒特家族那样神秘。要不是海滨空虚而浮华的生活给了她们一种先决的魅力（而且就此在我眼中再也没有丧失过这种魅力），我也许怎么也摆脱不了她们是某个大批发商女儿的成见。我不禁由衷地赞叹起布尔乔亚这个神奇的雕塑家来了。这个最慷慨大度、最善于变化的雕塑家，创作了多么奇妙的作品啊。那些线条多么果敢大胆，多么别出心裁，多么童趣盎然!悭吝的老布尔乔亚既然生出了这些狄安娜和林中仙女，在我眼中自然就成了最伟大的雕塑家。

还没等我来得及觉察到这些少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意识到我们发现一个错误、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原来就像化学反应那样只是一瞬间的事，一个念头已经在这些少女流里流气的面孔后面扎下了根，原先我以为是赛车手或拳击手情妇的这些姑娘，如今我觉得她们很可能跟我父母认识的某个公证人的家庭有关系了。阿尔贝蒂娜·西莫内是个怎样的人，我几乎一无所知。她当然也不会知晓将来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什么人。就连我已经在海滩上听到过的西莫内（Simo）这个姓，倘若有人要我写出来的话，我一准会拼写两个n，根本想不到这个家族会那么看重自己的姓氏里只有一个n。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一个人社会阶层的降低，虚荣心就会拼命攀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事也许并不比那些贵族标记更无聊，但是更莫名其妙、更因人而异、更叫人惊讶。可能曾经有姓Simo的人做生意亏过本，甚至更糟。所以现在好像就是这样，这个西莫内家的人看见别人把他们的姓写成两个n，就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一下子火冒三丈。蒙莫朗西家族为自己是法兰西最早的男爵而自豪，这个西莫内家族大概也同样为只有他们的姓是一个n，而不是两个n而感到自豪。

我问埃尔斯蒂尔这些姑娘是不是住在巴尔贝克，他回答我说，其中有几个是的。有一个姑娘家的花园住宅，就在海滩的那头，再过去就是卡纳镇的悬崖了。这个姑娘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的好朋友，这就让我更有理由相信，上次我和外婆一起遇见的，就是阿尔贝蒂娜。当然，海滩上有好些交叉的街口，街角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也说不清那到底是哪条街。我们总想有个确切的记忆，可是视觉的印象往往已经模糊了。不过，阿尔贝蒂娜和走进她朋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其实是可以肯定的。尽管如此，那个棕发高尔夫球手此后在我心目中呈现的无数形象，无论彼此有多么不同，全都重叠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属于她），如果我沿着回忆之线上溯，那么在这个同一性的掩护下，犹如行走在一条内部通道之中，我可以穿越所有这些形象，而仍然留在这同一个人里面；反过来，倘若我要追溯到那天我和外婆一起遇到的少女，我就必须从那里面钻出来，回到露天中来。我对自己说，我又见到了阿尔贝蒂娜，她就是行走在大海之上的那群少女中常常停下脚步的那个；然而所有这些形象依然是跟这另一个形象分离的，因为当时这个一见之下使我感到震惊的少女，跟这些形象并不是同一的，我没法儿在事后再把它们合在一起；无论概率的计算会是怎样的，这个腮帮胖乎乎，在海滩小街拐角处目光热辣辣地看着我，让我感到我可能被她爱上的姑娘，在那以后我从没再见到（在“再见到”的确切意义上）过她。

我在这一小帮少女中间犹豫不决，当初使我心驰神往的那种集体的魅力，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也许正是这种犹豫又让我多了几分理由，在日后即便是我热恋（这在我是第二次）阿尔贝蒂娜的时候，也给自己保留了一种间歇的、很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我的爱情，在最终落实在她身上之前，先是在她的这些女友之间游**，有时在爱情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一种间隙，使爱情就像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先是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转来打在她身上；我心中感到的不快，跟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好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说不定也会这样。这就使我能在一刹那间消解现实，不仅包括我对吉尔贝特的爱这样的外界现实（我明白我对吉尔贝特的爱是一种内心的状态，我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只从自己身上觅取我心爱的人的特定优点、独特性格，从而使爱情成为获取幸福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甚至包括纯粹主观的内心现实。

“每天不是这个姑娘，就是那个姑娘，总有人会路过画室，进来坐一会儿。”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听了这话我挺伤心，心想要是外婆叫我来看他那会儿，我立即就来，说不定我早就认识阿尔贝蒂娜了。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已经望不见她了。我心想，她准是到大堤上去找那些女友了，要是我和埃尔斯蒂尔也去大堤，我就能认识她们了。我找了一大堆借口，要他答应陪我到海滩去转一圈。那扇小窗先前围着忍冬，显得那么迷人，现在却空落落的，窗里的姑娘不见以后，我心头的平静就不复存在了。埃尔斯蒂尔说他可以和我去走一走，但他得先把正在画的这部分画完。听他这么说，我的高兴中间夹杂着几分痛苦。他在画花儿，但不是白山楂、红山楂、矢车菊和苹果花，要是我来请他画画，我不会请他画肖像画，而会请他画这些花儿，因为我看到这些花儿，总想从中寻觅着什么却又不可得，我希望他凭借他的才气将这东西向我揭示出来。埃尔斯蒂尔一边画，一边跟我谈论植物，但我根本听不进去；对我来说，他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只是我和这些少女中间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已；他的才华在不多一会儿以前对我具有的魅力，说不定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除非他能把它们给我一点，让我在他要给我介绍的这帮少女眼里，也有一点这样的魅力。

我在画室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等他把画画完。有好些画面朝墙壁堆放在那儿，我把它们一张张地翻转过来看。我就这样偶然找到了一幅水彩画，它想必和埃尔斯蒂尔早年的某段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作品让我见了心头就会涌上一阵喜悦，因为它们不仅技艺精湛，而且主题非常特别，非常迷人。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把作品的魅力部分归因于主题，仿佛这种魅力本来就在大自然中有其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把它再现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东西甚至在画家表现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就已经那么美，这跟我们天生就有（后来屡屡败在理性手下）的唯物论非常合拍，堪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画，她并不漂亮，装束挺奇怪，头上戴的发箍，活像一顶裹着鲜红缎带的小圆帽；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夹着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捏着一顶宽边帽，完全就是遮阳的那种草帽，放在齐膝的位置。一只插满玫瑰的花瓶，放在她身旁的桌子上。常有这样的情形（现在就是这样），有些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们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完成的，而我们起先是对此并不清楚的。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模特穿的奇装异服，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装扮；又比如，一个老人身穿红色外套，看上去像是画家忽发奇想让他穿上的，但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他的教授长袍、议员长袍，还是他的红衣主教披肩。眼前这幅画上的人物让人有些看不懂，原因在于（可当时我并不明白）那是一个有几分女扮男装的旧日的年轻女演员。那顶露出短而蓬松的头发的小圆帽，还有敞着白色硬胸的丝绒上衣，都让我有些踟蹰，确不准这身行头是哪个年代的，这个模特又究竟是男是女，所以我看着眼前的画幅，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这想必是画家的得意之作。

这幅画给我的喜悦，又让担心给搅乱了，我生怕埃尔斯蒂尔磨磨蹭蹭，到头来我们会见不到那些少女，因为，日头已经斜下去，沉到小窗下面去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就这么随手画画的，每件东西都是由于表现情景的需要而画的，画衣服是因为这个女人总得穿衣服，画花瓶是为了花儿。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康乃馨的茎秆浸在水里，而这盛水的容器如水一般清澈，仿佛也是液态似的。这个女人的服饰有一种特立独行而又异常亲切的意味，显得很妩媚，仿佛人工的杰作也可以跟大自然的美好事物相媲美，一样精致，一样养眼，如同柔亮的猫毛皮、康乃馨的花瓣、鸽子的羽毛一样画得栩栩如生。衬衣的硬胸，有如雪霰一般细洁，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宛若铃兰的花蕾，在房间明亮的反光中闪烁，室内的光线本身很亮，但像行将绣到织物上去的花束那样，显出精细的层次。上装的丝绒闪着珠光，茸茸的戗毛让人想到瓶子里散乱的康乃馨。但看着这幅画，你会更自然地感觉到，埃尔斯蒂尔对一个年轻女演员如此装扮会不会显得有伤风化是不在乎的。对这个演员来说，她能给某些观众已经麻木的、低级趣味的神经带来多少刺激，大概要比出演一个角色的成功与否更加重要，而画家所着重描绘的，正是这些看似暧昧的特征，在他眼里这才是值得他强调、他必须倾全力去表现的美学意趣。

循着脸部的线条细看画中人的性别，先是觉得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有几分男孩气的姑娘，随即这种性别的感觉消失了。然后出现的，或者说使人联想起的，是一个有点娘娘腔的、**的、耽于幻想的小伙子，随后感觉重又消失，变得不可捉摸了。目光中耽于幻想的忧郁意味，与戏剧界逢场作戏的生活细节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点也同样是令人怦然心动的。不过我们会想，这大概是装出来的，似乎有意穿这么一身挑逗的服饰去讨人爱怜的年轻人，也许觉得再来点秘不示人的情感、不可明言的忧伤，加上些浪漫的表情，更能撩拨人家的心弦。画的下方写着一行字：“萨克丽邦小姐，1872年10月。”

看了这画，我不由得大声称赞。

“哦!这不算什么，年轻时随便画的，是给杂耍剧院画的服装效果图。陈年往事喽。”

“画上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埃尔斯蒂尔听了我的问话，脸上先是露出惊愕的表情，随即又显出冷淡的、无所谓的样子。

“咳，快把画给我，我听见埃尔斯蒂尔夫人的脚步声了，虽然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个戴帽子的女人跟我毫无关系，可还是别让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为好。我留着这画，是为那时的剧场演出保存一个有趣的见证。”

埃尔斯蒂尔可能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在把它藏起来以前，专注地望了它一会儿。

“其实只有头部值得保留，下面就画得太差了，那双手简直是初学者的水平。”

埃尔斯蒂尔夫人这一来，又耽搁了我们的时间，我有些怏怏不乐。窗子的边框很快就变成玫瑰色了。我们这会儿就是去，恐怕也是白费工夫了。已经不会有机会见到那些少女了，所以埃尔斯蒂尔夫人早走也好，晚走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她并没待得很久。我觉得她挺讨厌；当年她二十岁那会儿，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想必她还是挺美的；可是现在，她的黑头发已经在变白了；她平庸而不纯朴，因为她认为举止的庄重、神情的威严都是她的雕塑美所必需的——何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美的魅力已经在衰退了。她的穿着极其朴素。埃尔斯蒂尔每说一句话，都要温柔、敬重地说：“美丽的加布丽埃尔!”仿佛只要一说这几个字，他心头就会涌上无限的柔情和敬意，听他这么说，真让人又感动又惊讶。后来，我看了埃尔斯蒂尔的神话题材画作，就也觉得埃尔斯蒂尔夫人很美了。我明白，在他的画作中随处可见的那些令人赞叹的轮廓线，那些无比美妙的曲线，人体各部位精确的比例，他都把它们归功于某个理想的模特儿，这样的模特儿对他来说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意味，因为他已经把全部时间，把他所能付出的全部精力，总而言之把他的整个生命都奉献了出来，要把每一个部位、每一根线条都安排得恰到好处，表现得更加精准。这样一种理想的美始终激励着埃尔斯蒂尔，心存这样一个崇高、完美的偶像，他就一刻也不敢自满。这个偶像一直藏在他心头最隐秘的部位：他每次想到她就思绪不能平静，但又没法儿把这种激动转换成创作的**，直到有一天，当他在一个女人的身体，在日后成为埃尔斯蒂尔夫人的这个女人的身体上，遇见了心中的偶像，看见她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儿，在她身上他感受到了——有些东西，我们只有在自身之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偶像的崇高、感人和神圣。至今为止他必须千辛万苦从自身开发的那种美，如今令人不可思议地化为肉身，主动献身给他，一如灵验的圣宠，当他把双唇按在这至美之上时，心头是多么宁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