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命运不好,也许唯我莫属了。县里连续西年给毕业生安排工作。为了能分配工作,我才去学校住宿的,才去二婶儿家借住的。
可到了我毕业时候,也就是1973年1月份,政策就变了。不但不分配工作了,反而还让城里的学生下乡务农了。全国统一,毕业生必须上山下乡进行锻炼。家里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老人身边。
我那充满希望的心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凉得透透的。希望破灭了,盼望消失了,前途也渺茫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我痛苦、悲观、厌世的情绪油然而生。轻生的念头在我心里扎了根。
既然不分配工作又不能考大学,我也没必要在叔叔家住了。我对继续读高中有些抗拒,因为初中的不平静,同学的中伤,老师的不信任,让我不想上学了,我对学校产生了反感。
我决定回家找活儿干,但不知父母怎么安排我?虽然没听妈妈明确说怎么办,但我也大致了解,妈妈想让我找活儿干。
1973年1月15日我初中毕业了。16号下午我就背着行李离开了二婶家。坐火车回到了倭肯公社自己的家。
回到家以后是我放空自己的时候,我每天都帮妈妈干各种家务活。虽然闲不着,但精神是轻松的。微笑偶尔还会挂在脸上。不过心灵深处还是沉甸甸的。因为我对未来很迷茫。
我回到家的第十天,我的初中同学张喜贵、邹建、周立国三个人坐火车从县里来到了倭肯火车站,来找我。
因为他们只知道我家是铁路的,具体住在哪儿并不清楚,所以下车后就在火车站打听我家在哪儿住。又因为我离开家好几年了,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有些熟人觉得应该是找我家,但是不知道来者何人,想干什么,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家在哪。
那天刚好我二哥他们单位在倭肯火车站干活,我二哥看到有三个小伙子,到处哪打听什么,便看了过去,并认真听了一下。
我们那地方小,出现几个陌生人又打听来打听去的,很显眼。二哥听他们好像提到了我的名字,便上前问他们找谁,是哪儿来的。当二哥知道他们是勃利一中的学生,是来找我的时候,二哥做了自我介绍,并让他们等他一会儿。
那时马上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二哥交代一下工作,便首接把他们领到了街里的一个小面馆儿要了两个菜,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吃饭的过程当中作了一番思想工作。主要意思就是不让他们打搅我。二哥说我们小,还是继续读书的年龄,男女同学不能接触。二哥还吓唬他们,如果再来找我就不客气了。
二哥没告诉他们我家住在什么地方。把他们首接送上了下午的火车。
这些事情我是一无所知。那天晚上二哥下班回家,对我说他们三个来找我了,我才知道。
二哥叮嘱我:“如果再有人来找你,就首接把他们撵走,不许理他们。”
我当时并不赞成二哥的做法,人家大老远坐火车来到倭肯看我,到家门口儿了连面儿都不让见,有点儿太让人没面子了,不但他们没面子我也没面子。我怕同学认为我太没同学情谊了,觉得二哥有点儿过于谨慎了。
二哥见我有点儿不高兴,便说:“不能让他们知道咱家在哪住。万一知道了,以后总来怎么办?今天多亏让我遇上了。”
听了二哥的话,觉得他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便不那么生气了。但是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长大后想起二哥为我做的事。都是为我好,是对我的关心。那个年代家里条件那么不好。二哥能花钱请他们去饭馆儿,该是多么大的付出啊。我真的应该感谢二哥。那天二哥好像对我很不放心,怕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
实际那时的我很单纯,对于男女之间的事儿,心里一点儿概念都没有。更没想过找男朋友的事。尽管他们其中有人喜欢我。有那方面的想法,可我确实不会产生什么不该产生的想法。我们之间也从来没说过多余的话。
那时我在心里想过:一、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年龄,还太小不能找对象;二、我们连工作都没有,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怎么可能处对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