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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顾炎武颜元戴震章学诚 历史与伦理之不相容（第1页）

4。6顾炎武、颜元、戴震、章学诚：历史与伦理之不相容

作为前历史行学时期中的代表人物，我们还有必要再提那么几个人，他们或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或是诸家集于一身。正如其中之一——顾炎武所写的：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

离怀梢浊酒，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处于朝代兴废、社会动**的年代里，上列这些人的命运较之李蛰、黄宗羲、方以智等都好不了多少。我们就从顾炎武说起吧。

在顾炎武的史观里，他首先承认“私利”的存在及合理性。所以，他与黄宗羲一样，假复“三代之古”而提倡新的主张：即均贫富以安民：“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不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日知君》）因为：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音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

为此，得“宽以爱民，务农重谷”，不要剥削过重；他还主张放手让“民”——工商业者得其利，“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反对“官专其利”，进而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尽天下之权收于天子一人是不可能的，若集权一人，就不能不“多为之法”，结果便是才智者“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竞竞奉法，以求无过而已”。末了，不仅应允许“庶人议政”，还得允许“汤武革命”！他超出忠君思想，认为要忠于民族。他认为，历史也仍是“一治一乱，盛治之极，而乱生萌焉”。并预见到了“大变先王之礼”的发展。

颜元的史观，更进一步以“功利”为核心。他反对童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针锋相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道与功，义与利，本身是统一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言行录·教及门》）他认为，古代的王道，“精意良法”，便是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正礼乐。（（年谱））

他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宋代以来理学的祸害：“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编》卷一）“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习斋记余》卷九）。并以此作为他的功利主义历史观的反证。为此，他一反宋代以来对王安石的贬斥，深为感慨道：

所恨诬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褚拄乾冲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年谱》）

他正是感慨王安石的新法从功利出发而受到贬斥。

他认为后儒社会是倒退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均为“杀人”的学问，对其误世、坑民给予痛斥：

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那？！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凋丧，谁执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辄为泪下。（《习斋记余》卷六）从而主张有所作为：

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通瑕），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冲降矣！吾尚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言行录》卷下）

可惜，他却认为历史有天地也无可奈何被“理教”所支配，“某闻气机消长，否泰剥复，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数使然也。方其消极而长，否极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数使然也”（《习斋记余》卷三）。所以，他正面临来世，“盖气运治术之递降也如此”。一代不如一代。

稍后的戴震，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则深人得多、有力得多。他出身于小商家庭，后来成为18世纪杰出的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一生著述甚丰，对理学的批判尤为猛烈、鲜明、尖锐。

正是戴震，大胆地揭露了理学“以理杀人”的罪恶实质，指出“天理人欲不能并”、须“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是“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所谓“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他说：

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胃之顺；卑者、幼者、践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