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第四 石达开主政与分裂出走（第1页）

第四节　石达开主政与分裂出走

太平天国合朝文武推举石达开为“义王”，洪秀全亦任命他为通军主将。在石达开的主持下，一度恶化的战场形势得以扭转。洪秀全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安、福二王，加强了对石达开的防范和掣肘。石达开负气出走，公然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但在数年的转战中，这位人们曾寄予厚望并拥有众多精兵良将的领袖人物，却已尽失昔日的锐气和风采。在其回广西之后，大批部属纷纷离他而去，回到太平天国的主战场。石达开企图取四川以自立，终于兵败大渡河，为清朝四川当局所杀害。

一　“义王”石达开

石达开于秦日纲和陈承瑢二人被处死后不久返回天京，受到合朝文武的热烈拥护，“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悦）”。大家喜其义气，共推其为“义王”。但石达开本人不肯受。洪秀全则任命他为通军主将，并授其“圣神电”的封号。

在太平天国的赞美诗中，除赞美上帝和耶稣外，还有赞美东西南北翼五王的诗句，说他们上应天象，是风云雨雷电光之敷布。因此除以天王本身为日而外，又以杨秀清为风，萧朝贵为雨，冯云山为云，韦昌辉为雷，石达开为电。其中赞美翼王的一句即为“赞美翼王为电师，是高天义人”。义王之称，既与翼王音近，似也与翼王的这一句赞美诗有关。圣神电的称号，也完全是从电师演化而来。这已与杨秀清所曾拥有的“圣神风”的称号处于同一等级了。石达开接受了“通军主将”的任命和“圣神电”的封号，即使在其分裂出走以后直到最后败亡，他自己的名衔称呼始终是“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

所谓“圣神风”本是“圣灵”的早期中译，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是上帝感化人、鼓舞人的精神力量，但它也是有位格的神，就是上帝。东王杨秀清称圣神风，引起在华外国传教士的非议，认为他僭用亵渎神权的头衔。美国传教士麦高文于1857年1月27日记录欧洲目击者有关天京事变的叙述时，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位“极端狂妄的王位僭窃者”被杀的欢欣鼓舞，说这是“恶贯满盈的棍徒自食其果”。但对翼王的电师称号，他却不表异议，说这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而且事实可以证明，“石达开确是杨秀清的宗教欺诈行为的受愚弄者，而不是同谋”。麦高文说：“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豪侠好义——勇猛无畏，耿介正直，无可非议。……他的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摭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惟该书作者为了抵消上项赞扬所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勇敢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其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所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他还说：“现在，与其从道德观点来看南京政府，还不如从军事和政治观点来看它，更有前途，更有希望。”

当时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对石达开也有这样的评价：“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者。”

然而，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首先是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的凋零和政府机构被摧残。李秀成后来在其供词中多处提及石达开分裂出走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国内无人”、“朝中无人掌管，外无用将”。但朝中无人的现象并不是由于石达开出走，而完全是由于韦昌辉的大屠杀所造成的。

太平天国最高层的首义六王，在建都天京前已有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阵亡。后虽加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晄为豫王，但胡已在天京事变前病逝。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平定变乱后秦日纲亦被诛死。事变后仅存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

诸王以下的12位侯爵，被韦昌辉杀掉的大约是7位，再加上平定变乱后被诛杀的陈承瑢，事变后仅存黄玉崑（似未恢复侯爵，后一直以翼贵丈名义在石达开军中）、蒙得恩、林大基和黄期升等4位。

执掌太平天国政务的东王府各级职官及其属员则全部遭到杀害。可以说，杨秀清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太平天国中枢政府机构，已遭到洪秀全和韦昌辉的毁灭性打击。

其次是战场形势的恶化。在天京事变前，随着在江西的胜利和攻破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太平军已基本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但天京事变的突然爆发，不仅使得太平军在各个战场转取守势，而且使得清军有了喘息乃至反扑的机会。其中形势最为危急的武汉两城，已被迫于1856年12月间弃守。

好在京外的太平军各部队，除少数为杨秀清族人或亲信的将领遭到杀害外，基本未在事变中遭受损失。甚至杨秀清的兄弟行中，杨辅清因领兵在外也幸免于难。后来在追究天京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时，更未株连韦、秦、陈三人的族人。因此在石达开主政时，还不是“外无用将”，而是“外有用将”，这就为石达开扭转战场局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最为严峻的还是思想上的混乱和人心的涣散。杨秀清在世时，每以“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以及“天父看顾”、“天父作主”、“天父担当”等等，激励广大太平军将士放胆诛妖，勇往直前地为太平天国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但在天京城内的大变乱中，有着代天父传言莫大权力的杨秀清，不仅自己的性命不保，甚至连其家人和部属也都未能“看顾”。他们的悲惨结局，表明上帝权能无边神话的破灭，使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维系的力量。

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干王洪仁玕曾说过：

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兄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

太平天国的赞美诗中说：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但同为上帝之子的首义诸王却自相残杀。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死了。曾经毁家纾难、全力促成金田起义的韦昌辉也死了。更多的兄弟姊妹们没能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而是倒在大屠杀的血泊中。触目惊心的变乱，使人们意识到：天堂之路走不通了。当时太平军内部即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有人逃走了，也有人在清朝的招抚政策下“乘间出投”，甚至还有人趁天京的变乱自立山头，另树旗号。

然而太平天国依然有其雄踞东南的客观条件。事情并非不可为。1856年浙江杭嘉湖地区大荒，但官府“不察人情，仍要完漕二三不等”。农民到官府抗漕，官府则派兵弹压。农民于无奈之下，只得勾结“土匪”以武力相抗。时人评述说：如果太平军真的打过来，“还有什么漕粮”，“天年如此，世事如此，已到极头田地”。但在太平天国控制下的“湖北、江西大熟。楚米每石七百文，即江西每石不过十三四千。成熟省分尽资贼粮，荒歉省分逼令为贼，是非倒置，岂非天意，实使本朝无立足之地，可为长叹！”

1857年上半年，在石达开主持下，太平天国逐步扭转了自天京内乱以来军事上所处的逆势。据清安徽巡抚福济奏报：“窃粤匪窜踞金陵，上自湖北、江西，下至瓜洲、镇江，皆其藩篱屏蔽，上下游一日不清，则皖省一日不安，而金陵巨薮未除，上下游廓清非易。迩幸天心悔祸，贼首自相残杀，其存者猜忌日深。缘自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石达开为之报复，突入金陵，将韦逆杀毙，遂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可惜的是，洪秀全的猜忌和防范，使得石达开不可能放手施展其所为。

二　洪秀全的防范和掣肘

早在洪秀全密召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不久，时人汪士铎对其就有评价说：“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洪秀全优于曹髦。然自坏长城，尚未闻土崩瓦解之势，真劫运使然也。”

意思是说，具体政务可由杨秀清主持，但国家最高权力仍必须由洪秀全自己掌控。三国时魏国的曹髦做傀儡皇帝，终为司马昭所杀。洪秀全之优于曹髦，是因为他采取果断的措施，将杨秀清及整个东党剪除。但这完全是自毁长城的做法。当时之所以没有土崩瓦解，正如汪士铎所说是“劫运使然”，也即主客观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从其内部说，是因为还有那么一批忠勇而有为的将士，石达开即为杰出的代表。

然而石达开的才略和声望，却使天王洪秀全产生了疑忌和恐慌，他生怕石达开成为另一个杨秀清或韦昌辉。因此，他虽然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却不给他以军师的名号。按照洪秀全自己的说法，这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他对石达开不仅“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更加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处处予以掣肘。李秀成说：“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悦）。主有不乐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怒，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