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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太平军余部及捻军的战斗各地各族群众造反的平息（第2页）

1865年，清廷以驻四川的湘军将领刘岳昭为云南布政使（后更升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率部进图云南。1866年，清廷又令兆琛、李元度等率湘军由湖南分途进入贵州。由于贵州各族起义军势力很强，巡抚号令不出省城。刘岳昭部乃先援贵州，陆续攻破仁怀，解遵义、黔西之围。1867年，滇军岑毓英部攻破黔西苗民起义军据点猪拱箐。贵州西部渐次**平。

1867年，清廷又以湘军悍将席宝田取代兆琛，专任黔东军事。席部使用新式枪炮，于1868年与李元度军合力攻破石阡府的紫竹园。黔东北的号军基本被歼。接着，席宝田又采用“雕剿法”对付黔东南的苗民起义军，使其蒙受惨重损失。1870年冬，湘军攻破台拱。1872年，张秀眉等被俘牺牲。黔东南苗民起义最后失败。

1867年，正当刘岳昭部湘军及岑毓英部滇军在黔西作战之际，杜文秀的大理政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击退了前来进剿的马如龙军，并乘势以20余万大军反攻，包围了昆明。岑部滇军增援昆明，任主攻，刘部湘军入滇东北部，为策应。经过反复争战，直至1869年，瓦解了回民军的攻势。以后，又经过3年的争战，岑毓英于1872年冬兵临大理城下。杜文秀于服毒后赴清营被杀。2万多放下武器的回民军遭到屠戮。大理政权覆灭。其余部则坚持活动到1874年。

西北地区。清廷于1866年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1867年，左宗棠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此时，西捻军在张宗禹率领下已突入陕西，正寻求与回民军合作。左宗棠决定“先捻而后回”，集中力量先对付威胁最大的西捻军。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左宗棠乃率军返陕，又采取先东后西的战略，即先清陕西，再图甘肃。陕西境内的西捻军余部就歼，董福祥等部投降。1869年春，左宗棠兵分三路大举西进，夺取了陕西回民军在甘肃董志原的根据地。陕回余众一部西撤西宁，一部北撤金积堡。

金积堡的马化龙身为伊斯兰教白山派（新教）教主，又拥有在甘肃各回民军中最为雄厚的军力和财力。左宗棠决定首先拿他开刀，希图取得震慑的效果。马化龙拼死抵抗，于1870年2月击毙湘军悍将刘松山。回民军之一部且深入陕西境。左宗棠以刘松山侄刘锦棠继统其军，增强兵力，继续围攻。是年冬，金积堡的外围堡寨或破或降，相继被肃清。马化龙在给养与外援断绝的情形下被迫交出军械投降，但左宗棠还是找了借口将马化龙及其骨干处死。1871年秋，左宗棠又向河州回民军发起攻击。马占鳌组织回民军顽强抵抗，击毙湘军分统二人。1872年3-4月，左宗棠在各军整顿休整后重新展开攻势。马占鳌却于此时排除众议，力主投降。左宗棠大喜过望，很快收编了河州的回民军，并开始组织对西宁地区的攻击。同年春，马桂源兄弟败死。前往依附的陕回崔伟等部投降，仅白彦虎率众退往肃州。1872年冬，肃州马文禄败亡。白彦虎又率部退入新疆。

陕甘回民起义至此完全失败。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革命斗争，终于走完了自己悲壮的历程。

四　战乱地区的凋零

太平天国战争（包括随之而起的灾荒、饥馑和瘟疫），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仅以战前人口最为繁庶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为例。

1863年（同治二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向清廷汇报江苏情形时说：

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安庆东下，视察皖南及长江沿岸情形时也称：

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壮者被掳，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过西梁山等处，难民数万，环跪求食，臣亦无以应之。二月十五日，大胜关江滨失火，茅棚数千，顷刻灰烬，哭声震野，苦求赈恤。他处芦棚丛杂，亦往往一炬万命。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次年，曾氏在汇报皖北情形时说：

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

1863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初入浙江时，书告其子曰：

浙江夙称饶富，今则膏腴之地，尽成荒瘠。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纵使迅速克复，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复元，真可痛也！

1864年，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

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其浙西三属，惟嘉善、石门、平湖、桐乡等县素赖蚕桑为生计，数年之后或可复元，其近山各县情形亦与金、严等处相似。

来华游历的外人的观察也表明了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的惨烈。

战争中，浙西、皖南部分地区的生命财产几乎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德国地理学家、曾多次来华考察的李希霍芬曾于1871年致函《字林西报》，详细描述了他在这些地区的见闻：

谷地的土壤极其肥沃，却完全荒芜着。刷着白石灰的漂亮房屋掩在丛生的树木之中，无人居住。一些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只是一片片废墟。城中只有十来座房屋有人居住。联结城市间的大道变成了狭窄的小径，许多地段长满了数人高的荒草或难以穿行的灌木。谷地之中早先必定是人口密集的所在，那些村庄的规模之大和数量之多便是明证。房屋的精细风格，建筑的砖石结构和双层楼房，说明了这里原先的富足程度。山谷中的耕地和山坡上种水稻的梯田，现在长满了荒草，以前栽种的桑树，大都因无人照管而开始朽烂。……

很难设想比这些地区所遭受的更为可怕的生命财产的毁灭。然而，它们只不过是遭到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的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损失，研究者们曾有着种种不同的估计，多者在1亿以上，少者亦在一两千万之间。这个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损失高达数千万人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曾、左、李三人都未予以进一步的申述。而毋庸讳言，这几位“中兴功臣”的手上都沾有广大造反者和其他无辜人民群众的鲜血。曾国藩自己就说过：“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但他很快就自己剥去了伪装，又说什么“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特世变日新，吾辈之出，几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维持之者。”

但这位专靠镇压下等人造反而起家的铁腕人物心中真的是那么坦然吗？不见得。1867年7月，也就是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之后不久、捻军尚未被扑灭之时，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赵烈文谈起了清王朝的前途命运。

赵烈文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

曾国藩“蹙额良久”，然后问道：“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则婉转地以“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作答。

赵烈文话语中所暗含的玄机，曾国藩当然不会不明白，于是便回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赵烈文的预测是有见地的，因为事实上清王朝在此后不到50年就被推翻了；曾国藩之望死大概也是真诚的，因为在此十多天之前他即已表示过“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望速死为愈”，而此时离他去世也确实只有5年，尽管他讲此话时才虚龄57岁。曾国藩有魄力镇压太平天国的造反，但已没有精力对付飘忽不定的捻军，更没有勇气正视清王朝即将到来的陆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