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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外资企业发展和买办队伍扩大（第1页）

第二节　外资企业发展和买办队伍扩大

一　外资贸易商行的扩展

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在华外资贸易商行——洋行进行的。早在中国开埠通商前的大半个世纪内，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外贸口岸就已设有一些外国商行的代理商行和独立经营的外商洋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新旧洋行开始陆续向不断增开的通商口岸转移、扩展或新设，数目有所增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虽然进一步取得了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特权，但中外贸易因受太平天国的影响而很少有新的发展，从事中外贸易的洋行也少有增设。自清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第二年（1865年）起，洋行才随着中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呈现出新的扩展势头。

一是洋行的数量增加和国别构成变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0年代约有洋行40家，到1864年应有所增加，但因缺乏统计资料，确切数字无可稽考，估计不会超过150家。1872年增至343家，1894年达到552家，最多的年份1893年为580家。这些洋行的国别构成，按1872年的情况进行排序，占第一位的是英国，1872年时有221家，占总数的64。43%;1894年时增至350家，占63。41%;最多的1892年为363家，占总数579家的62。69%，比重略有减少。占第二位的是美国，1872年有42家，占12。24%;1894年减至31家，比重也降至5。62%;最多的1873年为52家，占总数345家的15。07%;最少的1883年为18家，占总数354家的5。08%。占第三位的是德国，1872年有40家，占11。66%;1894年增至85家，占15。40%（期中未出现更少和更多数量的年份，以下凡未指出的皆同）。占第四位的是法国，1872年有17家，占4。96%;1894年增至32家，占5。80%，比重有所下降；最少的1875年有6家，占总数343家的1。75%。占第五位的是俄国，1872年有9家，占2。62%;1894年有12家，占2。17%;最多的1877年有18家，占总数349家的5。16%。其余各国的洋行数，在1872年时3家以下，并在这一时期中一直增加不多，唯有日本的情况比较特别。在1872年时尚无日本洋行出现，1873-1876年均只有1家，到1877年即增至9家，接着在1879年和1880年又下降至2-3家，此后就大幅增加，最多时的1888年达到67家，占总数521家的12。86%，1893年时为42家，尚占总数的7。24%;1894年下降至9家，为不正常现象。因此，到1893、1894年时，洋行的国别构成及其排序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英国仍位居第一，只是比重略有下降；德国从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比重有较大提高；日本从没有位次者跃居到第三位，来势颇猛；美国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就1894年的情况来看，已低于法国，但总体状况尚明显好于法国；法国的洋行数量虽有较大的增加，但还是从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俄国则从第五位降至第六位。

二是大洋行的新出现和洋行分布地域的扩大。这一时期新设的洋行以中小洋行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尤以后来居上的日本和德国为多。如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swire），于1867年在上海设立，1870年设分号于香港，1872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先经营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贸易，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后逐渐扩大至拖驳、船厂、糖房、油漆厂、码头、堆栈、保险等业务。

日商开设的著名大洋行有三：一是三菱洋行（MitsubishiCo。）。它是三菱公司（1873年设立）于1875年改称“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后即来中国设立的，先是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轮船航运业务，到1894年时已在上海、汉口、香港等地设立支店或代理处，经营范围扩大到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二是三井洋行（Mitsui&Co。）。它是三井物产会社于1876年在东京创办后旋即来中国设立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营口设立分支店所，以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为主，如租船向上海输入煤炭等。三是吉田洋行（Yoshida&Co。）。它于1885年在上海成立，先后在汉口、青岛、天津、芜湖、南京、镇江、无锡、杭州、松江、江阴、蚌埠、海门、扬州、高邮、泰县、仙桃、沙市、孝感、厦门设立分号，所进口的物品包括棉纱、棉制品、毛纱、呢绒、人造丝纱、人造丝绸、五金、五金工具、化学药品、砂糖、罐头、面粉、油类、染料、涂料、麻袋、麻线、电料、建材、化妆品、烟草、钟表、收音机、陶瓷器、杂货，出口的物品有谷物、油粕、棉花、羊毛、皮革、制油原料、饲料、油脂、麻、麻制品、猪鬃、蛋类、禽毛、兽肠、蚕茧、矿物、中药材、棕榈、竹皮、生丝、绸缎以及四川各种土特产，并开办有榨油、棉花加工、玻璃器皿制造、清酒酿造、面粉等工厂。

德商开设的最著名洋行有二：一是瑞记洋行（Arnh&Co。）。它于1866年在广州开办，旋迁香港，经营蚕丝及杂货贸易，1881年和1883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口设立分号，经营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领域，从化妆品到飞机、大炮的贸易，也办理工厂、矿山、航运、贷款等业务。二是鲁麟洋行（Reuter，Bro&Co。）。它于1878年在广州创办，1880年设香港分号，1885年到上海开业，并渐转为总号，1890年后又设台湾和天津分号。其经营范围极广，进口品包括德、英、法、比、美、加、澳等国所产的纸张、玻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学品、铁器、橡胶、香水、石蜡、毛纱、棉纱、布匹、照相机、自行车部件及杂货；出口品包括纱头、生丝、茶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葛制品、肠衣、猪鬃、古玩、蛋制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发网、滑石粉、北京工艺美术品、籽仁、生皮、兽脂及其他中国土特产。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则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894年，实开通商口岸已从5个增加到25个，新增者有潮州（汕头）、天津、牛庄（营口）、镇江、汉口、九江、登州（烟台）、淡水、台湾（打狗、台南）（以上1860-1863年开设）、琼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以上1876-1877年开设）、拱北、九龙、龙州、蒙自（以上1887、1889年开设）、重庆（1891年开设）、亚东（1894年开设）。据现有资料记载，这些新开通商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龙州、蒙自、亚东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3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同时，各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纷纷进入这些新开口岸，这从上面列举的几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分布状况已可见之。在这些新开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汉口的洋行为多。在天津，1866年时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时已增至47家。在汉口，到1892年时有洋行45家。不过，天津和汉口的洋行多数是总部在上海、香港、广州的大洋行的分号，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这两个城市设立了分号。

三是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变化。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1865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

在经营钟表、珠宝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主要有：1864年在上海设立的德商亨达利洋行是一家钟表首饰行，经营钟表的进口销售和修造，也兼营百货，并随即在天津和汉口开设分号。1867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商霍近拿钟表行（Falp;Co。，G。）经销一般钟表、精密计时表、天文钟、珠宝首饰及相关制作和修理业务。1883年在上海开设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J。），经营范围包括钟表、酒类、百货及进出口贸易，并将分行推广到天津、北京、汉口、福州、烟台、旅顺。1891年以前来华开业的法商乌利文洋行（Ullmann&Co。）先后在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设立分号，主要进口和经销瑞士和法国的钟表、珠宝首饰、水晶、水晶器皿、大理石钟、刻花玻璃、银器、电镀器皿、光学制品、香料、香水等商品。1886年在上海开设的德商双龙洋行（Agthe&Ismer）专营钟表、眼镜、首饰的进口和销售。瑞士商人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Co。）经营钟表、珠宝首饰、雪茄、酒类、眼镜、光学制品、打字机、航海仪器的进口和销售业务。

在经营五金机械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以德国洋行为突出。德国洋行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瑞记洋行和鲁麟洋行之外，还有礼和洋行（p;Co。）。这是一家著名的德国大洋行，虽于1845年在广州发端，正式成立于1855年，1866年设香港分号，但它的迅速发展是在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以后。1886年天津分行设立，它乘清政府兴办洋务之机大做军工生意，“曾供应数省地方政府以铸币机件作铸钱之用，还供应面粉厂、火药厂、子弹厂、枪炮厂等的机器设备”，“还供应速射炮和军火、铁路材料、钢轨、机车、客车、货车等等。同时，该行从天津输出的羊毛、草帽缏、猪鬃等”。1891年又在汉口开设分行，“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炼焦炉等等”；从汉口输出的则有“植物油脂、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到1908年时，“在各地分行总雇有欧籍职员250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共1000人”。

这一时期的洋行，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商号来说，已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商贸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型的洋行，以兼营或参股的方式，逐渐形成为集采购、销售、运输、仓储、金融、投资、保险、出口加工于一体的商贸集团；有的凭借与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贸关系而拥有广泛的外贸渠道。这不仅使中国的传统商号难以与之竞争，在外贸上更不得不依赖于洋行，而且逐渐引起中国传统商业的仿效。

二　外资交通和工矿企业的发展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扩展，从适应贸易扩展的交通运输和商品加工需要出发，他们在华投资开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交通、工矿企业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势头。

轮船航运业是西方列强为扩大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而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西方列强在开展对华贸易之初，主要依靠设在本国的轮船公司，通过在华洋行代理，进行远洋和沿海运输，利用中国的木船进行内河运输。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长江航线的开放和中外贸易的发展，开始出现洋行自行购置轮船直接从事沿海和内河航运的现象，并逐渐形成**。美国学者刘广京的研究认为："1862-1863年间，上海有不少于二十家洋行，每家都经营一、二艘轮船。……1864年，长江刚刚开放时，有十家以上洋行定造的轮船抵达中国。……有七家洋行试图经营长江贩运贸易的班轮。”

有些资本较雄厚的洋行还在中国设立专业的轮船公司。在1848年时，曾有过外资在香港设立广州小轮公司之事，但规模很小，且于1854年停业。到1861年以后，在华设立轮船公司从事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业务，成为外资轮船航运业扩张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据现有研究，这一时期在华设立的主要的外资轮船公司如表3-7所示：

表3-71862-1883年开办的主要外资轮船公司一览表

资料来源：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1840-1895）上册，390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31页；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481、758-759页。

说明：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亦译作“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另据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1840-1895）上册第526页记载，资本为942900元。

表3-7所列的外资轮船公司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家公司：

一是美商旗昌洋行所开办的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SteamNavigationpany）。它由旗昌洋行于1862年在上海设立，实际名称为“上海轮船公司”，资本100万两，至少拥有8艘轮船，航行于长江、珠江和上海至香港的航线。1866年时，轮船增至12艘，资产总额达到196万余两，并增辟上海至宁波、上海至天津的航线。到1872年，资本增至225万两，资产总额增至332万余两，船只增至19艘。到1877年，旗昌轮船公司纠合太古、华海两家轮船公司对洋务派所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展开激烈的跌价竞争，结果伤及自身，不得不宣告破产，将所有船只和航运设备卖给轮船招商局。

二是英商太古洋行所开办的太古轮船公司（TheaSteamNavigationpany，Ltd。）。太古洋行先在1866年联合一些英商船主成立一个轮船公司叫做“中国海船组合”（俗称“老太古公司”，aCoasters，或CoastBoatOwner），从事上海至福州及东南沿海各口岸间的航运业务，拥有5艘船只。19世纪70年代，该组合的船只增至7艘，并增辟牛庄至汕头间航线。1872年，太古轮船公司正式在伦敦注册成立，股本号称100万镑，实收36万镑（合97万两），在英国订造3艘新船，并收购了1867年成立的英商公正轮船公司的全部轮船和航运设备，共有6艘船只，从而成为旗昌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上最有力的竞争者。1874年，太古洋行在参与对招商局跌价竞争的同时，以中国海船组合集资购船开辟牛庄至汕头航线，使其所拥有的船只增至8艘。到1883年，太古轮船公司将中国海船组合合并，增资至50万镑，拥有轮船20艘。此后，太古轮船公司继续通过挤压轮船招商局，扩展长江和沿海航线，不断增加船只，到1894年时，所拥有的轮船达到29艘、34543吨，成为最大的在华外资轮船公司。

三是英商怡和洋行所开办的怡和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先于1873年集资成立华海轮船公司（TheNavigationpany），额定资本50万两，实收32。5万两（1875年全额收足），有轮船6艘，从事上海至天津和福州的航运业务。1879年，怡和洋行鉴于华海公司盈利颇丰，又集资30万两成立扬子轮船公司，专营长江航线。1881年又另购船只开辟牛庄至汕头航线。到1881年11月底，怡和洋行将先前所开设的轮船公司和航线全部合并，在伦敦成立印中轮船公司（即怡和轮船公司，Indo-aSteamNavigationCo。），额定资本120万镑，实收449800镑（合137万两），拥有17艘船只。到1894年，也通过挤压轮船招商局而获得进一步扩展，轮船总数增至22艘、23953吨，资本略增至495890镑（150万两），分公司遍及香港、上海、牛庄、广州、镇江、天津、芜湖、汕头、九江、宁波、汉口、烟台，成为仅次于太古轮船公司的外资航运企业。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省港澳轮船公司（TheHongkongaboatpany）。它是珠江下游最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由英商德忌利士洋行于1865年集资在香港创立，资本75万元，旨在接替琼记洋行和旗昌洋行在珠江下游的航运业务，以4艘轮船从事广州、香港、澳门和珠江下游的航运业务，并形成其垄断地位。

除了直接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之外，还有不少设在列强各国本国的轮船公司开辟了对中国的远洋航线，有的还开辟了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航线。几乎所有的侵华列强都有航行中国的轮船公司，它们主要通过委托在华洋行作为代理开展业务。这类轮船公司主要有英国的贺尔特海洋轮船公司（俗称“蓝烟囱航线”，1866年）、兰卡歇尔轮船公司（1874年）、爱得轮船公司（1874年）、密尔本轮船公司（1874年）、皇家邮船公司（1879年）、里子轮船公司（1882年）、中国货主互助轮船公司（1882年）、英印轮船公司（1891年）、壳牌轮船公司（1892年），美国的花旗邮船公司（1866年）、中国太平洋轮船公司（1873年）、东西洋轮船公司（1891年），德国的轮船行业局（1872年）、北德意志轮船公司（1886年），日本的邮便汽船三菱会社（1876年）、三井洋行中日航线（1876年），法国的邮船公司、孖地洋行广东沿海航线（1891年），荷兰的荷印轮船公司（1880年）、皇家邮船公司（1890年），俄国的黑龙江轮船公司（1871年）、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1891年），奥地利的奥国邮船公司（1891年），等等。

总的来说，从1861年以后到1894年，先后有近50家的外国洋行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过16个轮船公司和4家驳运公司，有25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通航中国。中间虽有一部分在竞争中停业，但1894年之前，至少仍有7家外国轮船公司和10余家外国洋行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经营航运，共有轮船180-190艘左右，计15万吨上下；约25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和企业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店，经常来往的轮船近200艘，约66万吨。

在扩展轮船航运业的同时，外资还在寻求开辟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业，以便为其对华贸易提供更为便捷的陆上运输和商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