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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页）

第三节　举人才与合大群

公车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案头上，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公车上书注定失败的那一天，即1895年5月3日，康有为却实现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荣登龙门，成了新科进士。5月5日，康有为被引见，授工部主事。

一　维新运动的发动

获取功名原本是康有为多年来的愿望，但当他真的获得了功名之后，他却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基本不太看重这一功名。这个外部环境，一是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使他不能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只能从书斋中讨生活，或者只在官场中周旋；二是通过公车上书以及前几年的机缘际会，康有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只会读书的进士、文人，他不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京师知识分子层享有很高的名声，而且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了相当的背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就对康有为非常赏识。有了这些背景和资本，康有为当然不再看上那个工部主事的职务，他以自知非吏才为借口，甘愿放弃官方的职务，安心于以民间的身份继续他的变法维新活动。

康有为继续留在北京，观察形势的发展。5月8日，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仪式如期举行。同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电李鸿章，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德国、俄国和法国三国的建议，可以考虑放弃辽东半岛，具体细节容后再商量。5月22日，日军退出奉天、鞍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借款谈判也已经有了眉目。所有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官僚觉得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的危机即将成为过去，“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相信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即便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中国积弱至此，是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徒叹息悲伤而已。朝野上下弥漫着浓厚的苟且氛围。

这种苟且偷安的气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为。他认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度日，而应该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速图自强，中国还是可以救亡图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康有为取公车联衔之书，就其下篇专言变法的内容加以引申，并详及用人行政之本，于1895年5月29日第三次通过都察院上书光绪帝。

康有为此次上书长达13000字，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中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他指出：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该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了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办法去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重塑辉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地选用合适的人才。他真诚地希望统治者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绝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他建议光绪帝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亲自抓起来，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条件是要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今日中国所处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康有为恳切地希望光绪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远鉴中国早期圣哲的谆谆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中国引向光明灿烂之途。

康有为在这次上皇帝书中所表达的看法虽然显得惊人，但实在说来也是当时每一个关心中国时局的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高阶层官员所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那时，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因为《马关条约》的换约变得浑浑噩噩，觉得中国已经暂时度过了战争危机；而另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觉得中国的问题刚刚开始，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汲取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变法图强，中国的危机还在后面。所以，此时的清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愿意变革、愿意变法的迹象，整个大环境已与先前明显不同，清政府的一部分高阶层官员，乃至光绪帝本人都在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都觉得中国不可能再沿着旧有的轨道前进。1895年4月底5月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分别致函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实行变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后发制人。他在5月5日致李鸿章的信中指出：和议已定，社稷粗安，浮议只可置之不问。然而丧师失地之后，即不为收复计，亦当为善后计。中国苟能发愤自强，必须先在中央政府这一层面进行改革，除了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其变法的决定权固然在光绪皇帝之手，但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等具体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还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他建议李鸿章应该将变法的事情认真地思考并付诸行动。如果言而不听，听而不行，则慷慨乞休，不再迁就，乃足以对三朝而谢天下。在4月28日致王文韶的信中，盛宣怀认为：中国目前之兵力、实力确实不足以废除《马关条约》而与日本再战，而是以暂时接受《马关条约》为上策，但如果中国沉醉在马关之约甘心顺受，何以纾宵旰之忧，而保中原之危局？光绪帝若果能发愤以图自强，与其不忍于须臾，而以京畿一带为孤注，不若远效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近师普鲁士、法国，含忍目前，发奋图强，壮大国力，力筹报复。在4月30日写给翁同龢的信中，盛宣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并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作人才、储国用、饬武备三大端而已。他实际上是劝翁同龢要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敦促光绪帝毅然变法，振兴国家。

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作为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主要人物，翁同龢对中国必须实行变法较他人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基于这种认识，翁同龢在1895年初当《马关条约》尚未成立时，就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改革问题，他在同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经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及工政以及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洋务思想家多年来一直建议而政府不及实行的新政。他甚至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光绪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绪帝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此后不久，翁同龢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一起讨论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彼此就进行币制改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举办实业，以及设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顿海军、开办报纸新闻、开放舆论等问题充分交换过意见。翁同龢有意于聘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的新政顾问，李提摩太甚至还为翁同龢代拟了变法维新的计划书，由翁同龢提交给光绪帝参考。

翁同龢确实有意帮助他的学生光绪帝变法图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但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权力并不在小皇帝的手里，光绪帝虽然有意于变法图强，然而在清廷内部并没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他开始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层背景之一。

对于康有为的大名及其主张，翁同龢早有所闻，但在康有为获取功名之前，翁同龢无意于与其接触。只是到了他看到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后，当时朝中已有变法维新的气氛，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康接触，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可惜的是，康有为此时不在会馆，两人没有顺利见面。待康有为得知翁同龢的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新派人物结盟由此开始。

翁、康相见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将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转呈光绪帝。这也是光绪帝第一次得读康有为的上书。据说光绪帝览而喜之，觉得康有为言改革之条理甚为周详精当，当即命抄录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不时参考浏览。而翁同龢也在这一天向光绪帝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帝应该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于是光绪帝也开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有意将这些新派人物招募到自己的麾下。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时用，是光绪帝最为忧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建议光绪帝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一建议正中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下怀，于是康有为赢得了光绪帝和翁同龢的赏识。其实，康有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和高阶层官员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反省。就在康有为第三次上书送达光绪帝的同一天（6月3日），新疆巡抚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陶模认为，国家的强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而反观当时的人才状况，陶模以为太不如人意，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成为清王朝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陶模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已成为当务之急，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见，无以振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基于这种认识，陶模提出了变革人才选拔机制的13点建议。

当康有为得知自己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书》被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消息后，其激动的心情应该是难以言表的，这当然也激励他再接再厉于6月30日第四次上清帝万言书。他鉴于第三次上书只谈“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的缺憾，在第四次上书中专谈变法体要、先后缓急及下手之法。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其是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来的治国之道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道理甚为明白。时代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西方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就是“外国环逼，既与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这种中国往昔从未遇到的新情况就迫使中国的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

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　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和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政，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西方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

二　是改革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康有为指出，大约在中国宋元时代，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的愚昧而相当的贫弱。到了明永乐时，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的主张，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议政府改革旧有的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赏以较高的地位及待遇；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之制作、发从来没有之巧者，政府就给予优厚的奖励，并允许其拥有此项专利。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此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康有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便为中国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援。

三　是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建议。他认为，设议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好处，也是西方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他说：“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诸众议，故权奸无所容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康有为强调，西方国家正是因为制度化的保证，从而使西方百度并举，以致富强。

从康有为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的特点或者说优点，正是中国所不具备、所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积习太深，若不能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所以，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如欲变法图强，就必须痛下决心，革除弊政，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中国发展、富强的制度化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有为提出五点具体办法：

1。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准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汉代公车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奖，或令面对，详加询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

2。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每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3。设立顾问馆，请皇上打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左右的时间到此闲坐，顾问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顾问们应尽其所知，无所避讳，提供咨询，上以启皇帝之圣聪，即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励其未学。

4。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在康有为看来，莫若开放言论，命令直省要郡开设报馆，州县乡镇亦视条件令其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分送各衙门参考。至于外国出版的各种报纸，康有为也建议政府多加采购，由总理衙门委派专人每日翻译其政艺、言论，除了供皇上阅览外，也应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供各衙门参考。

5。鉴于中国各级官吏的实际情况，康有为建议恢复汉代行之有效的幕府体制，使从中央到各省督抚、各县县令都广开幕府，延揽天下之英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议院，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在第四书中还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应该说这是康有为为近代中国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反复争议，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守旧派没有弄懂康有为的真实意图，总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影响皇权的至上性。实际上康有为并没有否认皇权的至上性，他只是觉得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政治上必须有办法，只有政治上有办法，其他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原本计划像第三次上书一样由都察院代递，然而都御史徐郙以康有为已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为由拒绝接受，将此次上书于6月30日（闰五月八日）转至工部。工部尚书孙家鼐对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有称道之词，许为代递，五堂皆画押。然而李文田适署工部，可能是因为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时与李结下了矛盾，李不肯画押。孙家鼐碍于情面，数次致书李文田并面责之，但李始终不肯同意，通过工部代递的可能已不复存在。之后，康有为与梁启超、麦孟华联名再递都察院，都察院以工部不收，“不便因此失欢”为由，仍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肯收。康有为的第四次上皇帝书终于不能上达。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虽然没有送达光绪帝的手里，但其在京师政界、学界的影响力却日益增加。7月5日，光绪帝发布《举人才诏》，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应该说，光绪帝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康有为以及陶模、翁同龢等人建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