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11（第2页）

但我们饿得消瘦。我们的伙食很差，掺了很多代用品，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有钱人——痢疾却使我们肠胃刺痛，厕所蹲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那些人，来这里看看这些灰黄、悲惨、瘦削的面孔，看看这些蜷曲起来的身体。腹痛绞出了他们体内的鲜血，他们却还咧着扭曲、痛苦颤抖的嘴唇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也没什么意义……”

我们的炮击停止了——炮弹太少了，炮筒也磨损了，瞄得不准，有时候会掉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的马也太少了。我们新来的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连背包也背不动，但已经知道怎么去送死了。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懂战争，只是冲上前让自己被打死。一个飞行员为了取乐，就把他们两个连队的人都打死了，他们才刚刚从火车上下来，根本不知道怎么掩护。

“德国很快就会变得空空如也。”卡钦斯基说。

我们不再抱有这一切还会结束的希望。我们根本没有想那么远。你可能中了一弹就死了，你可能受了伤就去了医院。如果你没有被截肢，那么你早晚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他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你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如果你有勇气，在前线你也不需要奔跑。这个人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个故事，整个前线从孚日到佛兰德都在讲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军医官的，他念着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可用于作战。我们那边需要战士。”一个装着木腿的人走到他面前，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对他说：‘我已经有了一条木头腿，但如果我再回去被打掉了脑袋，我就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军医官了!’”——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回答。

也许有好医生，也许还很多。但每一个士兵在上百次的检查中总有一次落到这些为数众多的英雄捕手那里，他们竭尽全力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尽可能都变成“可用于作战”。

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有时候还要苦涩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和诽谤毫不相干，它们只是诚挚的实事求是，因为军队里就是有许多欺骗、不公与卑鄙。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一次又一次进攻都伴随着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防线，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坦克已经从嘲笑的对象变成了重型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过来，对我们来说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展现出战争的恐怖。

我们看不到向我们发出密集炮火的大炮，敌军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坦克是机器，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它们就是毁灭，当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弹坑，再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咆哮的、吞云吐雾的装甲，刀枪不入，是一些把死者和伤者碾碎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在我们薄薄的皮肤下面皱缩成一团，在它们的庞大的重力面前，我们的手臂变成了稻草，我们的手榴弹变成了火柴。

榴弹、毒气与成群的坦克——碾碎，吞噬，死亡。

痢疾、流感与伤寒——阻塞，燃烧，死亡。

战壕、医院与群葬墓——没有其他的可能。

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在一次进攻中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所有危急的场合都冲在最前面，和我们作战的这两年里他从来没有负过伤，所以最后还是得发生点什么事。我们坐在一个弹坑里，被包围住了。油或汽油的恶臭和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我们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上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从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完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我们向他们开火，他们却逼近了，这很糟糕。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弹坑里。当他发现我们没有打中，因为我们在猛烈的火力下必须十分注意掩蔽，他就拿起一支步枪，爬出弹坑，躺着把自己撑起来。他开了枪——在同一刻有一颗子弹打了过去，他被打中了。他仍然躺在那里再次瞄准——移动了一下位置，然后重新瞄准，终于开了枪。贝尔廷克让枪掉到了地上，说了一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里面后面的那个受了伤，倒了下去，软管从另一个人手里滑了出来，火焰朝四处喷射，这个人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了弹。过了一会儿，一块弹片削掉了他的下巴。这块碎片还有力量打裂了雷尔的屁股。雷尔呻吟着，用手臂支撑着自己，他流血流得很快，没有人能帮他。两三分钟以后，他就像一根流空的软管一样倒下了。他在学校里是那么出色的数学教师，但现在这又有什么用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流血最多、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就像金黄碧蓝的天使不可思议地立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人人都知道，我们输掉了战争。大家谈论得并不多，我们后退着，在这次大进攻之后我们不可能再进攻了，我们没有人员，也没有弹药了。但战争还是在继续——死亡还是在继续——1918年夏天——我们从未像现在这么渴望最基本的生活——我们营房草地上的红罂粟，草茎上光滑的甲虫，晦暗阴冷的房间里温暖的傍晚，薄暮时分神秘黝黑的树林，星星与流水，梦境与长眠——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我们从来没有像重上前线的那一刻那样默默忍受。那令人激动的关于停战与和平传闻沸沸扬扬，此起彼伏，让我们内心凌乱，使得启程比任何时候都艰难!

1918年夏天——生活从未像这些炮轰的时刻这么痛苦、这么充满恐怖，当苍白的面孔躺在污泥里，双手**地抓着唯一的念头：不!不!不是现在!不是现在这最后一刻!

1918年夏天——希望之风吹过烧焦的田野，还有焦急与失望的狂热、最使人痛苦的对死亡的恐惧和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关于结束的传言四起？

这里有许多飞机，飞得都很平稳，追捕一个一个的人就像在追捕野兔。一架德国飞机会引来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战壕里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兵会引来五个强壮且生气勃勃的敌军。德国有一块军粮面包，那边就有五十听罐头肉。我们不是被打败的，因为我们是更优秀、更有经验的战士，我们就是被压倒性的强力压垮和逼退的。

我们度过了几周的雨天——灰暗的天空，灰暗的烂泥，灰暗的死亡。我们一走出去，雨水就淋透了我们的外衣与其他衣服——在前线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我们身上就没有干过。还有长筒靴的人就把沙袋绑在上面，以使泥浆不那么快地渗进去。步枪生锈了，制服黏住了，一切都在流动、溶解，一块滴着水的潮湿而油腻的大地块，上面浑黄的池塘里漂着螺旋形的鲜红血痕，死者、伤者和幸存者都慢慢沉落。

暴风雨鞭笞着我们，弹片的冰雹冲破了一片灰黄，让伤者发出孩子般尖厉的呼叫，在晚上，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艰难地呻吟。我们的手变成了泥土，身体变成了烂泥，眼睛变成了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然后热浪像一只水母，闷湿地坠入了我们的弹坑，在这样的暮夏的一天里，在一次送饭的时候，卡钦斯基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他包扎伤口，胫骨似乎被打碎了。子弹打到了骨头，卡钦斯基绝望地呻吟着：“就在现在——刚好是现在——”我安慰他：“谁知道这场灾难还要持续多久啊!你现在得救了——”

伤口开始大出血，不能把卡钦斯基一个人留下来而去尝试着取担架。我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钦斯基不是很重，因此我把他背在背上，和他一起回到包扎的地方。

我们休息了两次。我背他的时候他痛得厉害。我们不太说话。我解开了我外衣的领子，大喘着气，全身出汗，脸因为背上的重量肿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催他继续走，因为这一地带很危险。

“再往前走走，卡钦斯基？”

“一定要，保罗。”

“那走吧。”

我把他扶起来，他用没有受伤的腿站着，倚靠在一棵树上。然后我小心地抓住他受伤的腿，他猛地一抖，我把那条好腿的膝盖也夹在臂下。我们的道路越发艰险，不时有一发榴弹打过来。我尽可能快速地前进，因为卡钦斯基的伤口往地上一滴滴地滴落着鲜血。我们在炮弹中没法好好保护自己，因为还不等我们找到掩蔽处，炮弹就停止了。为了等候，我们躺在一个小弹坑里。我从自己的军用水壶里倒了点茶给卡钦斯基。我们抽了一支烟。“好吧，卡钦斯基，”我忧伤地说，“现在我们还是要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