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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1第十一章 日本鬼子鬼阎锡山比他们更鬼（第2页）

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

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阎会长要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

杜任之还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会长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阎日勾结紧锣密鼓，消息逐渐透露后，社会纷传阎要回北平任“华北王”。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

对其他人的意见，阎锡山未必真重视，但赵戴文在阎面前说话，分量就大不相同了。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山西旧政坛上齐名的人物。他们是五台同乡。一为河边村人，一为东冶镇人，相距仅十五里。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起在日本东京留学，阎在士官学校，赵在宏文学院，两人过从甚密，情同手足。之后阎引赵见过孙中山，并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

赵戴文向阎锡山陈述了战区上下，反对与日本人妥协的普遍舆论。阎锡山听罢，怅然若失，长时不语。

赵戴文说：“今日死战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锡山问：“次陇，你的意见如何？”

赵戴文说：“我自然也坚决反对。”

阎锡山负气道：“我如果真向日本人投降，你打算怎么办？”

赵戴文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

而对阎锡山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反对最坚决，表现最突出的人物，则是阎锡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梁化之。

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山西定襄人，字敦厚，生于一九〇六年，七岁入小学，十六岁入阎锡山创办于老家河边村的川至中学；二十五岁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系，为人儒雅温和，极为聪明。梁化之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其大学时代为师生所公认的“革命精神，领导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个人的才具和工作精神，加上阎锡山的赏识与提携，梁化之很快就成为山西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成了阎锡山最亲信的人物，掌管阎锡山经费开支和私人印章。绥靖公署的一切机要公文，都必须经梁化之盖印后，才能生效，梁成了阎锡山须臾不能离开的手。阎锡山左右见阎时，无论官职多高，谁都不敢携带武器，只有梁化之可以携带，随便进出阎锡山的卧室，任何人不敢阻拦。可见，梁化之在阎锡山眼里分量绝对不一般。阎锡山手下很多亲信，后起的像王靖国、孙楚、吴绍之、薄毓相、邱仰濬等虽也是登堂入室，可总比不了梁化之来得知近。

梁才华横溢，口笔两厉，极擅演讲鼓动，曾被赵戴文推举为“山西青年领袖”，一九三六年春，自强救国同志会组成，阎锡山自任会长，赵戴文为副会长，梁化之兼任总干事，负实际主持之责，统一领导各大小团体。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梁化之由阎锡山幕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变而为山西政治舞台上新兴的活跃人物，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的梁化之，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气概。

太原日军把阎锡山与日本人举行“安平会议”一事印成传单，用飞机大肆散发于国统区，阎锡山向日军妥协投降的行径大白于天下，遭到人们包括其统治集团内人员强烈的谴责和反对。

梁化之虽不能阻止阎的行动，但作为阎集团核心圈子里的人物，他不仅反对与日勾结的活动，而且还向阎直陈反对意见。

实际上在“安平会议”前的三月十七日晚，梁化之就曾劝阎说：“大家只欲安富尊荣，不惜置会长于何地，甚有愿会长作汉奸者，此事宜早作筹划，免使临时无筹。”

阎锡山沉下脸说：“不要危言耸听，灭自己威风。日本人想耍我，我也想耍他们，就看谁的手段更高明。再者，此事我也常与靖国、承绶、绍之、延武及铁血团各军干商量，绝非我心血**，草率行事。”

梁化之道：“会长是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人物，与虎谋皮，若有不幸，晚节蒙污，会长将何以面对世人？会长虽一时为部分高干所惑，然历史又将置会长于如何？若是真有那一天，化之又将何以自处？”

阎锡山大怒：“你这是甚话？我还没入绝境，你就想和我分道扬镳么？”

梁化之硬声道：“化之忠于会长，但更愿忠于中华民族，化之与子女，均为中华之国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避免会长步入迷途，遭至不幸，化之誓愿以生命劝阻会长，并以报国家也！”

四月十一日，梁化之出任隰县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临行前又鼓足勇气，到阎的窑洞里，苦劝阎万勿与日本人合作。

这下真是捅了马蜂窝，话未说完，阎锡山竟从炕上跳了下来，脸红脖子粗地将梁化之痛骂一通。

司令长官大怒，威气斥责谓：“次陇是个书呆子，你简直比呆子还呆！你想想我的历史，阎锡山是怎样的人？我如投降，你们还能存在？你们如此真应该死！你们真是一伙甚事不懂的小孩子。我的骨气，你们岂能赶得上？你们岂配做死节之人？次陇也不配！”

梁化之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写道：“被斥后心中虽忐忑不安，但对被斥之因认为应该，我不应当以轻蔑之词加诸长者，但对谓只有会长配我们决不能（配）死节一语，尚未承认也。”

内部舆论，特别是梁化之、赵戴文这样一些重要官员的坚决态度，使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果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尤其是经赵戴文和梁化之沉痛谏劝，晓以大义，遂迫使阎锡山在朝会上坚定表态：“我与副会长义无反顾，坚决抗战到底！”

当然，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也是促使阎锡山改变策略的重要原因。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历史，使阎锡山有充分的理由自诩为日本通，他一贯认为，日本的综合国力实在太强大，中国若是与之硬拼，必败无疑。只有他那妥协求生存的策略才能求得民族的延续。他甚至自作主张地主观臆断“美国必将帮助日本，中国抗战终必失败”。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东亚战争，美必助日，牺牲中国》。其论点是：“美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帮助中国抗战没有任何利益，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必然要牺牲中国，帮助日本。美国最擅于干这种费力小而成功大，最便宜不过的事情。”

这篇谬文写成后，还油印出来，叫他的高中级干部们分组讨论，并指示干部们：“要引导大家讨论我提出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号。我最后结论是，求和则存，继续抗战，不亡于日，也必亡于共。”

哪知事情的发展，并不与他的思路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狂人们最终采取了“南进政策”，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就一下子把阎锡山的计划打乱了。他原来的判断是“美必助日，牺牲中国，日必联美，以制苏联”，却没料到日本对美国突然不宣而战，使美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紧接着英国也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先后遭到了日本人的沉重打击。

阎锡山在部属们面前丢了个大脸，立即下令将他那篇刚刚印发下去的“宏文”收了回去，付之一炬，大家也不用讨论了。

阎锡山改变了对日军的态度后，马上又频频向蒋介石送上笑脸。

蒋介石早已通过戴笠侦知阎锡山背着中央，单独向日军求和的情况，生怕阎脱离了他的控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阎这一变脸，让蒋松了一口气，马上派阎的旧部、挚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贾景德，由重庆到克难坡与阎锡山会晤。在会商中，徐、贾二人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失利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战败的必定是日本。对日求和，只可从缓，更不可背着中央，单独进行。

阎锡山对“从缓”二字赞同，对“不可单独进行”，内心则不同意。因而一再声称：“二战区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不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接济，则必然将在日军的经济封锁与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

阎此时提出“补给问题”，也是恰到好处。徐、贾发电向蒋介石请示，蒋慷慨答应，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除清理欠饷外，还可以酌情增加军费。最后蒋介石还同意阎锡山为了“共同防共”，可以与日本人继续保持联系，并在必要时还可以退往黄河以西，加强陕北的防共力量。

阎一直存在的困难，反而因此得到了解决。日本人没能利用阎，反而成了阎对付蒋介石的一张好牌。

日本鬼子“鬼”，阎锡山比他们更“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