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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除了英国我哪儿也不去（第1页）

第1章　“除了英国，我哪儿也不去”

温莎火车站，身着英国陆军元帅卡其制服的瘦削男人耐心地等待列车停稳。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列车哆嗦着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扇车门滑开，美国新任驻英大使走出车厢。乔治六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向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伸出手去，“欢迎您的到来”，他说道。

45岁的英国国王通过一个握手创造了历史。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英国国王抛开王室礼仪亲自出宫迎接国外使者的到任。按照常规礼仪，新到任的驻英大使要遵循精确到分钟的礼仪安排，前往圣詹姆士宫递交国书。然后，他要身穿讲究的宫廷礼服，坐在华丽的马车中，在马车夫、步兵和骑马侍从的护卫下前往伦敦的白金汉宫。在那里，英国国王会举办一个私人仪式表示欢迎，而这通常发生在他抵达英国的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1941年3月那个狂风大作的下午，没有任何华丽的仪式，在一群英美记者的注视下，乔治六世只是和怀南特简短地交流几句。怀南特身穿皱巴巴的海军蓝大衣，手里攥着一顶灰色毡帽。寒暄之后，国王就将大使引到早已等候着的一辆车里，驶向温莎城堡与王后一起用茶。接下来，这两个男人在一起开了90分钟的会。

在国家命悬一线之际，英国国王前所未有的姿态表明传统的宫廷礼节是可以搁置一旁的，起码在战时是能够做到的。更加重要的是，他要向怀南特强调英国是多么需要美国的援助，希望怀南特让美国政府明白援助的紧迫性，也希望怀南特千万不要像他的前任约瑟夫·P。肯尼迪大使那样是个失败主义者。

肯尼迪曾经是华尔街的投机商，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他是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绥靖政策的忠实拥趸。在担任驻英大使的三年任期里，人人都知道他的观点“战争会影响生意”，而绰号“苏格兰佬”的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Reston）更是直言不讳：“战争尤其会影响他的生意。”这位美国大使甚至动用公权力征用本已十分紧张的跨大西洋货船舱位来方便自己的酒类出口生意。1938年9月，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割让给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消息传来，肯尼迪兴高采烈地对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公使扬·马萨里克（JanMasaryk）说：“危机得到解决，实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棕榈滩度假了。”

1940年10月，当德国对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空袭达到顶点之时，肯尼迪卸任回国，并且宣称“英国已经沦陷”，“我是绥靖政策百分之一千的拥护者”。在白宫见过罗斯福之后，他对记者表示要“致力于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业……协助总统确保美国不参战”。

肯尼迪公开宣称向希特勒妥协的态度使他的继任者难以开展工作。《纽约时报》写道：“总统把最艰难也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怀南特。”他需要向一个饱受轰炸**的国家解释为什么远在三千英里之外、毫发无损的美国乐意提供援助，但是却不能参战。要和一个自己家房子刚刚被炸弹夷为平地的人说清楚这一点实在太难了。

3月1日上午，就在美国国会批准他的任命之后不久，怀南特降落在布里斯托尔南部港口附近的一座机场，这里几个星期前刚刚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在登上前往温莎的皇家专列之前，这位新任大使划清了与前任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界线。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请他向英国人民讲几句话，他略微沉吟，轻声对着麦克风说道：“很高兴来到英国。此时此刻，除了英国，我哪儿也不会去。”

第二天，他的这句话就出现在英国主要报纸的头版上。伦敦《泰晤士报》对这句话作出了积极解读，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而且一反常态地使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大使抵达前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他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落地之时，天气突然阴了下来，紧接着暴雨倾盆而下。然而，飞机刚一落地，倾盆大雨即刻消失不见，云层散去，阳光照射大地，一道美丽彩虹悬挂空中”。

然而，1941年年初的英国却鲜有这样的吉瑞之兆。在独自抵抗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九个月之后，英国的财力、心力和体力都已经耗尽，按照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Keegan）的说法，“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绝境之中”。

1940年夏秋时节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国并未征服英国空军。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空军保持对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其他英国城市的狂轰滥炸，而且很可能马上就会从海上入侵英国。然而，眼下最大的危险是德国U型潜艇对英国补给线的威胁。在大西洋，德国潜艇每个月要击沉数十万吨位的商船，短短四个月内，潜艇攻击造成的损失增加了一倍多。

在那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即将结束之际，英国人苦苦支撑着，食物不足，供热紧缺，希望日益渺茫。食物和原材料的进口量跌到了战前水平的一半，导致价格飙升，从肉类到木材，各种物资的供应严重不足。

怀南特到英国前一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位私人秘书向丘吉尔汇报刚被击沉的一艘商船的情况，这位私人秘书说，“这消息太让人伤心了”。听到这话，丘吉尔瞪了他一眼，大声喊着：“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再这样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这正是德国高层想要达到的目的。同一个月，德国外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Ribbentrop）对日本驻德大使这样说道：“现在英国正经历严重的食品短缺，现在的重点是尽可能多地击沉英国船只，将他们的进口量压缩到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的水平。”

丘吉尔认为，英国要想在敌人潜艇、战舰和飞机的重重包围下求得一条生路，只能说服美国参战。即使罗斯福总统一再表示美国现在和未来都将保持中立，丘吉尔却从未放弃这个愿望。“作为职业政客，美国总统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同盟国取胜的道路，即使同盟国无法获得胜利，为了美国的安全，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国家一头扎进战争之中。”英国驻美大使向外交部汇报说。与美国国务院一样，英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促进本国的海外利益。

对罗斯福的谨慎从事，我们不该求全责备。毕竟，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也做过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事情，他们眼看着希特勒上台，并逐渐征服欧洲。为了和平——英国的和平，20世纪30年代末当德国逐个吞并欧洲国家的时候，张伯伦政府毫无作为。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英国甚至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与德国沆瀣一气，放纵德国割走苏台德区。时光进入1940年6月，英国人震惊地发现自己要孤零零地抵抗德国进攻。在跌入深渊之前，他们希望美国更好地关注英国，而不要像当年英国对待欧洲那样。

主战派首相丘吉尔上台后，从未间断地哄着、劝着、求着罗斯福提供更多援助。而罗斯福在讲话中也总是慷慨陈词，除了参战，他许诺提供任何援助。德国占领法国并发动不列颠之战后，罗斯福宣称“为了英国的生存，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但是英国人发现美国的行动总是跟不上总统的承诺。援助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总是姗姗来迟。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援助经常带有附加条件。

1940年夏天，罗斯福政府同意丘吉尔的要求，将50艘老旧驱逐舰交付给英国，前提是英国将纽芬兰、百慕大和加勒比地区六个英属领地上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租给美国99年。所有人都知道，这笔交易美国人简直赚大了，英国政府对此深恶痛绝。然而，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毫无公平可言的条件。“这和俄国要求芬兰领土有什么区别？”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Colville）在日记中写道。

然而，当这批“一战”期间的驱逐舰抵达英国时，英国人更加感到义愤填膺。战舰破烂不堪，如果不投入巨资进行大修，根本无法使用。“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烂的驱逐舰，”英国一位舰队司令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这些就是装上了武器的破烂海船而已。”虽然丘吉尔也感到气愤，他还是听从了幕僚的建议，使用外交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关切。1940年年底，丘吉尔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贵国馈赠之50艘驱逐舰因闲置已久，兼之在大西洋上饱受风吹日晒雨淋，致使缺陷众多，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艘尚堪使用。”

随着英国局势愈发岌岌可危，美国援助的价码也是层层加码。1939年11月，罗斯福终于说服国会修订禁止美国向交战国军售的《中立法案》，这意味着英国可以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然而，根据修正案条款，购买战备物资必须使用美元当场付款，而且货物的海上运输由买方自行负责。

第二年，英国就因为大量购买武器而导致美元和黄金储备几近告罄。为了延续武器进口，英国国防部被迫向位于伦敦的比利时流亡政府拆借黄金储备。情况如此严峻，英国财政大臣甚至建议内阁向英国民众征用结婚戒指和金首饰，但是这一动议被丘吉尔叫停。他说，“只有当我们想要羞辱美国人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如此激进的做法。

丘吉尔首相和其他英国高官一再向罗斯福政府表示他们的美元储备马上告罄，但是，美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说法。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hau）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Hull）认为，不列颠帝国的财富用之不竭。如果英国人需要更多的现金，他们只需要变卖在美洲的一部分投资就可以了。摩根索甚至敦促英国人把他们的蓝筹股公司卖给美国投资者，包括壳牌石油公司、美国人造纤维公司、利华兄弟公司和邓禄普轮胎公司。英国政府表示抗议，认为卖掉这些企业（很可能是以泣血大甩卖的价格）会重挫战后的英国经济。摩根索斩钉截铁地回应道：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在漫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本国历史中，英国也曾有过很多盟国，对如何利用盟国实现自身目标和利益，英国可谓驾轻就熟。但是，这个傲娇的帝国却要被迫在以前的殖民地、现在的强大贸易对手面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更加屈辱的是，英国人认为美国在利用他们的不幸遭遇，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是趁火打劫。

美国政府对此毫无愧意。罗斯福和其他美国高官认为，援助英国人的前提必须是美国要从中获得更多好处。“我们要规避所有风险和危险，同时要确保收益”，美国参议员、孤立主义者威廉·博拉（WilliamBorah）说。

美国政府认为有义务让本国人民相信：他们不会允许诡计多端的英国人将美国诱入第二次欧洲战争。实际上，罗斯福也持相同看法。有一次，他对助手说道：“和英国人谈判时，他们通常要拿走百分之八十，剩下的才是你的。”政府对美国就是个精明商人身份的认识获得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共鸣。《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编辑、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赫伯特·阿加（HerbertAgar）是一名坚定的干涉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同事表示，“美国从英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这番话不但没有引起同事的深思，甚至让他们扬扬得意。

就这样，在全世界面临史上最大危机的时刻，有着相同文化和语言、都信奉个人自由的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却因为偏见和缺少理解而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以自我为中心的两国领导人相互猜忌，甚至达到相互敌视的程度。

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的首次见面发生在“一战”后期的某次官方宴会上。当时，36岁的罗斯福任海军助理部长，正随赴欧考察团访问伦敦。一表人才、幽默风趣的罗斯福正处于事业起步期，并未给众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在华盛顿的一位同事认为，罗斯福“讨人喜欢、富有魅力，但并非什么显赫人物”。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Stimson）（30年后他在罗斯福政府再次担任战争部长）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未经世事、油嘴滑舌的年轻人”。罗斯福丝毫不受这些批评的影响，他努力吸引目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是，1918年6月29日夜晚，格雷斯茵晚宴上的焦点人物却另有其人，此人已习惯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他的自我意识比罗斯福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年4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已在英国议会任职18年，在内阁担任过五个高级职务。时任军需部长的丘吉尔当晚忙于应对一系列兵工厂罢工事件。他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和那个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自大的美国政府官员打交道。

20年后，罗斯福仍然对那晚丘吉尔的怠慢耿耿于怀。1939年，总统对约瑟夫·肯尼迪说：“自从1918年访问英国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个人，他在我参加的一次宴会上表现得又臭又硬，架子摆得老大。”丘吉尔却不记得在那次宴会上见过罗斯福，这更让总统愤愤不平。

1929年访美时，丘吉尔试图与刚当选纽约州长的罗斯福会面，却遭到后者的冷落。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与很多英国人一样，认为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丘吉尔已是明日黄花。“二战”爆发后，罗斯福开始与丘吉尔建立书信往来，当时丘吉尔已咸鱼翻身，成为英国海军大臣。罗斯福是这样对肯尼迪说的，他之所以和丘吉尔打交道是因为“他很可能成为英国首相，所以才向他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