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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结盟(第1页)

第9章 结盟

“珍珠港”事件之后的那个早晨,刚从甜梦之中醒来的丘吉尔就发布声明,表示准备立即前往华盛顿。半信半疑之间,艾登提醒首相:美国方面很可能没有这么热切——他说对了,罗斯福听到丘吉尔急于动身的消息之后,立即向已经升任驻美大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相不妨等上一等。可是,丘吉尔已经等不及了。“他就像个按捺不住情绪的孩子,想要立即出现在总统先生的面前。”莫兰勋爵回忆道,“看他那样子,似乎巴不得争分夺秒、立即成行。”美国宣战之后的第四天,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终于踏上了赴美的行程。“约克公爵”号上的丘吉尔首相精神奕奕,在保健医生的眼中,他似乎比出发前的一天要年轻了几十岁。“伦敦的那个温斯顿让我十分担心,”莫兰在日记中记述道,“仅仅一夜,他好像变成了容光焕发的青年……眼中的疲惫和灰暗一扫而空。他神采奕奕,谈兴很浓,时不时还会大开玩笑、非常风趣。”

12月22日,丘吉尔一行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港登陆上岸,随后立即赶往华盛顿。当时,美国发布参战的消息已经过去两周。应罗斯福的要求,国会于12月8号对日宣战。三天后,德国对美宣战,而美方随即还以颜色,宣布对德空战。即便到了这种境地,华盛顿的夜晚还是灯火灿烂。看来,战争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仍很遥远——距离上如此,心理上同样如此。丘吉尔一干人早就习惯了伦敦那死一般漆黑的夜色,飞机窗外的明亮景色,引得他们像小孩一样挤到窗前,发出阵阵赞叹。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JohnMartin)觉得,那一晚美国首都的亮色“就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风景”。首相的另一位随员则表示:“霓虹灯闪烁跳跃,整座城市简直就像仙境。”

主人的招待方式,同样让英国来客感受到了殷勤和温暖。罗斯福亲自赶到机场迎接丘吉尔等人。首相的机警预言叫总统深感折服。而后,罗斯福将丘吉尔接到白宫。首相的寝室被安排在了总统卧室的正下方。在给副首相阿特利去信的时候,丘吉尔也是喜气洋洋,首相表示:“今天我们和美方领导人亲如一家,毫不拘礼。”

在丘吉尔看来,罗斯福的这处官邸“威严而又宁静”。首相临时到访,倒是给此地带来了一阵骤风,白宫仿佛变成了迪奇雷或者丘吉尔的官邸:四处可见秘书穿梭忙碌的身影,带着红皮急件箱的信使们在不断来了又去。宾主双方同样时不时就会造访对方的住所。首相在门罗大厅摆上了好些地图,而他和总统常常就此展开研究。那一年,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起度过了圣诞节。主人的餐前鸡尾酒会上,丘吉尔也成了常客。到了用餐时间,两人也是形影不离。首相总会拉上总统,一面吮吸雪茄或者品尝白兰地,一面天南海北聊个没完。直到天光大亮,两人才告罢休。对此,总统夫人可是很不满意。

当然,首相的生活习惯到底还是遭到了打破:至少,聊天或者用餐的时候,身为客人的他可没办法像往常那样总是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安保人员迈克·莱利的说法,两位领袖活似“两个表演大师”。会议上,他们都不想被对方抢了风头。玛丽·丘吉尔·索姆斯则认为:“陪在他俩身边,就好像坐到了两头咆哮的狮子的中间。”当然,首相面对罗斯福总会让上几分。在普拉森舍湾,他就是如此隐忍,这种态度到了华盛顿也未曾改变。总统夫人的一位朋友觉得,首相是个“有着满肚子话的人”。不过,“到了用餐时间,他总会找机会和罗斯福搭话,哪怕两人的座位隔着好些距离。对方的节奏总在罗斯福的掌控之下。”莫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日记中写道:“我能够感觉,他时时刻刻都要和总统一起现身。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大准则。那个时候,丘吉尔简直就是克制和自律的典范。”到了晚上,首相甚至会推着总统的轮椅,把对方从起居室送到电梯门口。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在那个时候,丘吉尔觉得自己就像“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谦恭异常的沃尔特·莱利爵士(WalterReilly)”。

丘吉尔到底还是松了口气。他发现,至少罗斯福总统再也没了以往的戒心和犹疑。珍珠港事件之前,对方的态度可不是这样。时过境迁,罗斯福已经誓言“要不惜一切奋战到底”。与此同时,罗伯特·舍伍德似乎也替美国人民发出了心声:“我们要迅速、坚决甚至心怀感激地抛弃孤立政策……虽然可能只是暂时为之。”当然,首相最为看重的一点,在于总统的一则宣言:罗斯福表示,击败德国乃是盟军的首要目标。两人还达成共识,准备立即委派一些美军人员前往英国——两个陆军军团将负责北爱尔兰的防务,空军的一些中队则将借由英国这个基地向德国发起攻击。美英元首甚至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两国将组建联合司令部,以便军队能够共同进退。在每个战区,英美两军的海陆空部队都将接受一名将领的指挥。双方共同的参谋部则会坐镇华盛顿,以便协调整体战略。此外,负责军需、船运、原料、食品和生产的英美联合机构也会一一成立。日后,乔治·马歇尔曾经指出,这次同盟也是“有史以来两个盟邦之间最为紧密的关系”。

马歇尔的话很有道理,不过,要想达成“完完全全的军事联合”,盟约双方都得付出大量的努力,大大小小的摩擦同样不可避免,几乎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相对英国而言,美国的历史确实较为短暂,短短的历史当中,美国还没有真正和任何势力缔结过盟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更愿意以“协作力量”而不是“盟友”自居。美国远征部队的首领约翰·潘兴将军也总把手下和其他协约国部队隔离开来。至于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结交的盟友几乎遍布全球。虽然这些同盟关系,往往都会以无疾而终乃至反目成仇而告终。

在某些美国人的眼里,英国人还是那样自命不凡。这些人绝不会与美国平等相待,而很有可能把美国人看作行为粗鲁的殖民地人。要知道,美国已经是个独立国家,而英美早就应该平起平坐。而且,英国方面还觉得美国立国不久,就像一个处处需要引导的青少年。应有一位智慧而全知全能的导师辅助它快快长大,教它融入世界的种种方式——这种态度,也令美国人颇为恼火。

30年代中期,罗纳尔·林德赛爵士(RonarLindsay)曾经担任英国驻美大使。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态度,正好反映了英国人的某种心态。1937年,林德赛曾经致信外交部表示:“美国仍然太年轻、太敏感了,她就像一位刚刚步入社交场合的年轻女士。一位年长男士的尊重致意,也可能让她勃然大怒。”这位年长男士,自然指代大不列颠。同样的比喻,也常常被丘吉尔挂在嘴边。首相觉得:美国就是个善变的女青年。通过求爱与**,她才能走上思维的正轨。

在华盛顿,双方的参谋将领将第一次举行会谈。就在这个时候,两国差异开始浮出水面。美方想将两国军队归于统一的指挥体系,并在华盛顿设立联合司令部对两国的战略行动进行统辖和管理。就此提议,英国首相可能已经全盘接受。但他那些手下可是异议多多。美国人既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又何以能够指挥联军的行动?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有指挥战争的能力?“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汽车。但是,这么多的汽车里我就没有见到一辆军车。”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JohnDill)来到华盛顿数天之后,曾在信件当中如此告诉自己的接班人——新任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种种的不足之外,普通美国人还有一种错误观念——他们总觉得这场战争可以速胜速决——而且还不用付出太多代价……对于战争,这个国家是没有一点概念,也不曾有所回应。他们的武装力量更没有参战的准备。”12月8日,迪尔更是大吃了一惊。当天,所有与会的美军军官必须身着制服汇报工作。可是,他们大多穿着“珍珠港事件”之前军队配发的军便服。于是那个星期一早晨的陆海军大楼里挤满了“身着制服的军官以及身着部分制服的军官,而他们的制服看上去就像1918年的……好些军官都穿着尉官的制服……这就像战争前的清仓大甩卖”。

讽刺的是,虽然一开始迪尔对于新结成的盟友语多不恭,不过,他却又是这段脆弱盟约的坚决守护者。在布鲁克的举荐之下,迪尔得以前往华盛顿出任联合参谋部的英方主管。他的机智、魅力、殷勤和口才很快征服了美国的军界领袖,乔治·马歇尔更是和迪尔结下了极好的私谊。富于外交才干的迪尔,也很快找到了平衡英美军方高层之间矛盾的方法。1944年,迪尔因再生障碍贫血症而离世。在马歇尔的坚持下,迪尔如愿以偿地被送入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尽管此地一向不对外国人敞开大门,国会仍然发表联合声明,为这位广受欢迎的英国陆军元帅开了绿灯。葬礼之上,迪尔的棺椁旁边挤满了美国军人。一位见证了整个过程的目击者表示:“这么多的人同时被忧伤触动,我反正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场景。马歇尔的那副表情,称得上伤心欲绝。”

双方结盟的四年当中,美国陆军参谋长和自己的英国同行可完全没有如此亲近。尖酸的布鲁克,一直未曾真正得到马歇尔的亲近。首相在华盛顿与罗斯福磋商期间,布鲁克身处遥远的伦敦,得知英美双方将在美国首都建立联合参谋部的时候,布鲁克显得相当动气。在日记中,布鲁克表示:“在这个历史阶段、在美军完全没有做好参战准备的当下,我实在看不出把中央指挥权交给对方的理由。”

围绕指挥权的归属,英美之间有着深深的分歧。可是,相对战略方面的异见,这点分别实在无足挂齿。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联军将向德国展开反击。马歇尔等美方人员希望渡过英吉利海峡而直扑法国——并由此切断德国的动脉。按照这种计划,大批美军将在英国集结,并于1943年夏天对欧洲大陆展开攻势。如果苏联方面撑不过1942年,法国方面的谨慎攻势也可以确保联军夺取一个滩头阵地。

“美国人就是如此。一旦需要打仗,他们总想制造一种前无古人的宏大场面。”作为诺曼底登陆的英方策划人,陆军少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Frederi)在多年之后回忆往事仍然不改谐谑。美国人的战争策略,基于他们在美国内战当中形成的基本原则。要知道,“二战”之前,美国经历过的最为惨烈的战事也不过就是南北战争,从中,美国人总结出了一套经验——要用绝对优势兵力和最为迅猛的速度消灭敌人。毕竟,面对罗伯特·李(RobertLee)及其麾下的南方军队的时候,北方军队首领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Grant)就是那么做的。

在丘吉尔、布鲁克和其他英国军方高层看来,美国人的提议十分鲁莽甚至有些业余。对此,英国方面显得颇为慌乱:这些美国人难道没有意识到,1942年就向欧洲大陆展开攻势纯属一种疯狂之举吗?西欧地区驻有27个德国军团,联军如何能够迎敌?要知道,美军当时还是如此疲弱,而英美部队同样面临装备不足的问题。他们甚至找不出足够的船艇把那么多的士兵运过大西洋。至于两栖作战,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又如何能够付诸实施?“他们难道以为我们可以轻松渡过海峡,去巴黎勒图凯玩纸牌或者某个海滨晒日光浴吗?”对于美国人的天真,布鲁克有些嗤之以鼻。

丘吉尔和他的军方顾问认为,联军向德国发起反击的第一站应在北非。除却法国之外的欧洲大陆其他地点,也可以作为行动的突破口。如此一来,在联军祭出最终的杀招之前,德国方面可能已经疲惫不堪。如此这般的外围敲打,可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武装力量时时实施的战略战术。毕竟,英国的陆军兵力一向不足,而海军方面则总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那令人窒息的战壕攻势,英方却也没能逃脱得过惨重伤亡,四年的喋血战事之中,共有75万英军因此丧生。由此,整个英国有了共识:如此的惨祸再也不能重演。在不久的将来展开登陆行动,可能还会让大量英国军人裹挟其中并作为主力,一想到这种前景,丘吉尔和布鲁克都很清楚由此而来的后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就连牙齿也变得稀疏起来。”弗雷德里克·摩根表示,“如果那些负责决策的人不是那么急于制造一些前所未有的神迹,这一切也都不足为怪。”

英国人的据理力争,并未能说服马歇尔和他的美国部下。美国人甚至觉得,英方执着于从北非开始反击,不过是想借此保护自己的殖民地——唯有如此,苏伊士运河才能保持通畅,英国在中东的石油和其他利益方可以因此安然无恙。“马歇尔对于丘吉尔心中可能的殖民图谋一向抱有疑虑。这种疑虑一直伴随着整场战事。”历史学家斯坦利·温特劳布(Staraub)表示。就连马歇尔本人也在战后承认,美方在战争中“一直怀有强烈的反英情绪。这种情绪,我们本不该如此执着。毕竟,美国人总觉得阿尔比恩的这个国家(指英国)有背信弃义的倾向”。

战争期间,马歇尔和布鲁克对于彼此的看法一直不大正面。不过,双方却有着一些共同的优点,在各自的军队高层当中,他俩都被看作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于各自的政府首脑,他们也最值得被亲近和托付信任。他们都曾经见证自己的军队取得了重大战役的胜利。他们有着许多一致的个人品质——两人都是如此直率、敏感、顽固、内向、不够耐心却又足够坚强。

但是,马歇尔和布鲁克之间也有一个不同点,对此,两位将军本身也有所察觉。布鲁克曾经亲自率军参加战斗,而马歇尔却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他一直梦寐以求,可也一直未能如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倒也作为第一步兵师的司令前往法国作战。而后,他还加入了潘兴将军的参谋部。军队中的每个重要职位,马歇尔几乎都担任过。1939年9月1日,他被正式擢升为参谋总长。同一天,希特勒的军队侵入了波兰。接下来的两年之内,马歇尔一直在对整个陆军进行整顿。他凭借独断之力,清洗了几百名被他认为是负担的将领。那些冉冉升起的军中新星,则得到了马歇尔的提拔。此外,马歇尔提升了军队的训练水准,组织了大型的演习。一支装甲师在他的关注之下组建成军,大规模的军工生产启动之后,一批新武器也相继上线。如上的这些成就,都是马歇尔在国会的阻挠之下得以完成的。奉行孤立政策的人可不仅仅集中在议院之中,总统身边的新政分子也给马歇尔设置了不少障碍。不过,这位“现代军队管理者的典范”仍然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即便总统本人也吓不倒他。只要马歇尔觉得手下受了委屈,就一定不会向总统服软”。

即便是布鲁克也得承认,马歇尔“是个大人物,也是个了不起的绅士”。这位美国同事的身上“有着巨大的魅力和人格”,并对自己“深有触动”。但是,在英方主帅看来,虽然马歇尔有着种种优点,这些优点却又因为两重缺陷而有些黯然——马歇尔缺乏战争经验,而且也没有作为战略家的眼光。

直到1941年,布鲁克还对战争有些厌烦。这种心理,和英方主帅曾经的经历有关。1916年,年轻的中尉布鲁克参与了惨烈的索姆河战役。那场战役据说有42万英国官兵因此受伤或死亡。仅在战事开打的第一天,就有七万英军伤亡。1939年对德宣战之后,布鲁克曾在法国指挥一支远征军。次年6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被看作他最为辉煌的一次战绩。战争部的终生领导詹姆斯·格里格爵士(JamesGrigg)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布鲁克的坚定与才干不但挽救了他自己的部队,也给整个驻法英军带来了福音。借此,全体英军才能挨过德国的闪电战并安然撤退。”在那之后不久,布鲁克还会领受丘吉尔的命令而再赴旧地。当时,法国西部还有大量滞留的英军部队。法国政府已向德方投降,而整个战局已经无法逆转,困境之中的布鲁克重演了敦刻尔克的撤退奇迹,带领手下逃出生天。1940年7月,布鲁克负责重整军队并组织英国本土的防务力量,毕竟,德军随时可能踏上这个岛屿。

作为“闪电战”的见证者,布鲁克深知一点:倘若联军贸然反攻欧洲大陆,迎接他们的将是多么可怕的场景。可是,1942年春天英美联军领导人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布鲁克又惧然发现:马歇尔等人几乎对此毫无认识。“我觉得,(马歇尔)他根本没有开始考虑计划的详细步骤。至于登陆之后的敌情,更不在他们的思维之中。”后来,布鲁克曾经如此回忆,“此后的战争岁月里,我还见识了马歇尔的种种作为。见得越多,我就越是肯定:此人的战略能力真是差得可怜。”

若论刻薄程度,上面的这番评点还不算登峰造极。冷静沉着的外表之下,布鲁克其实有着火热沸腾的内心。对于马歇尔,布鲁克还有过如下酷评,“自高自大几乎到了病态程度”。这是布鲁克在日记中对马歇尔的看法之一。此外,他还觉得这位美国同事“在很多方面其实都算是个危险分子”。诚然,马歇尔眼中的布鲁克同样很是不堪。可是,美方司令倒还没有太过公然表现出对于布鲁克的轻蔑。唯有那么少数几次,马歇尔也谈到了布鲁克,他曾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布鲁克此人可能战斗能力还不错,却没有迪尔那种智力。”

1942年初,英美双方的军事高层正在商讨未来的军事计划,几乎在同一时候,英美军队遭遇到一连串的败绩。美国加入战局,而联军的败仗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美方发现,珍珠港惨败、美国舰队折损大半过后,日军又先后攻占了关岛、复活岛和菲律宾。英国人面临的困局更为骇人:他们先是在法国、希腊和克里特岛被德军几乎驱灭殆尽,后来,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噩耗又相继传来,日军一波攻势之后,英国在当地的殖民领地完全沦于日本之手。其间,英军还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性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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