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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绝无仅有的特权（第1页）

第14章　“绝无仅有的特权”

“二战”中的某一天，《时代生活》通讯记者玛丽·韦尔什手拿橘子，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这个橘子是刚到英国的美国朋友送给她的礼物。周围的行人都惊讶地看着橘子，她之后说，就好像我拿着“一个人头”一样令人惊讶。距上次大部分伦敦人见到橘子或柠檬或香蕉已经两年多过去了。战争结束时，许多英国小孩要么从没见过香蕉，要么忘记了香蕉长什么样，所以都不知道如何吃。洋葱也是稀有商品，稀有到被当作彩票奖品。

由于大量外国流亡者涌入，伦敦呈现出世界性大都市的模样，但这也让伦敦变得越来越破旧、污秽。对大部分居民而言，经济紧缩和贫穷是常态，食品及消费品的严重缺乏意味着他们得排队数小时才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饮用玻璃杯、牙刷和缝衣针。发现一间商店门口排了大约70人，一个男人问另一位旁观者他们都在排队买什么。“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排队干什么，”那人告诉他说，“一些人有点歇斯底里——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一支队伍，他们就会加入进去。”一位伦敦家庭主妇说：“很多时候，为买一磅土豆或半磅猪肝，我们得等一个多小时。”

除了战争和政治，食物成了玛丽·韦尔什所认识的大不列颠人最爱聊的话题。“整个岛屿听起来就像节食女人的俱乐部，”她说，“聊天的内容主要围绕着营养的获得，而非土豆、球芽甘蓝和卷心菜这些食物的获得。”战后，居住在切尔西的某位艺术家的模特西奥多拉·菲茨吉本（Theibbon）写道：“我们经常忘了我们处于饥饿状态，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小说家兼驻外记者德里克·兰伯特（DerekLambert）在战争期间还是个青少年。关于他妈妈，他回忆说：“每天都忙活着为我和我父亲争取卡路里、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和热量……我们颤颤巍巍地在厨房就餐，因为没有足够的煤炭烧火。我的母亲得去争取、寻找、节省、凑合、讨好屠夫或责骂杂货商。”由于煤炭和电力供应严重减少，人们都早早上床取暖。白天，女人们推着婴儿车或提着菜篮，到临时煤炭堆积所排队等待，希望得到几块宝贵的煤炭。

对大部分伦敦人而言，买新衣服和获取足够的食物和燃料一样艰难。玛丽·韦尔什很庆幸自己在1942年访问纽约时有远见地为自己和英国朋友们买了几打长袜，但是她忘了储备内衣。到1944年，内衣缺少已经给她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当吊袜松紧带断了，她不得不用橡皮筋来支撑宝贵的长袜。1943年5月，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罗描绘了在白金汉宫外观看地方志愿军阅兵的观众们所穿的单调、破旧的衣服：“他们穿着非常单薄的夏季服装……破旧的裙子与根本不搭的破旧夹克穿在一起。尽管他们笑容满面，但看着很凄惨。”

刚来到英国的许多美国军人对他们在新岗位的状况与在家乡形成的鲜明对比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告诉你这里没有配给的东西更简单一些，我想不出来的东西除外，”一名美国中尉写信告诉母亲说，“例如，他们一周配给两盎司黄油。妈妈，整个星期的配给量在两片面包上就用完了。你自己试试就知道英国人有多穷困潦倒……你知道吗？妈妈，自1939年后，这里的许多人就没买过新衣服了？如果能在两周吃到一个鸡蛋，他们就感到很幸运了……在这里的短暂停留给我的印象是，和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并未表现出努力推动战争的牺牲精神。”

正如这位年轻中尉所说，在英国的战争体验和在美国完全不一样。虽然两国都实施了配给制，并经历了失去数十万年青士兵的悲伤，但对美国的大部分人来说，战争离他们很遥远，战争对美国造成的贫穷和痛苦远没有英国和欧洲敌占国家严重。美国大陆上没有经历过轰炸、平民死伤以及数百万家庭被摧毁。诚然，绝大多数大不列颠人的生活标准因为战争而急剧下降，但大部分，或者说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却比之前更好了。“战争没有‘好’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DavidReynolds）说，“但美国的战争应该是最好的了。”

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动员，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最终结束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贫困状态。1940年，超过14％的美国劳动力仍处于失业状态；三年后，失业率下降到不足2％。美国人的年收入增长了50％多，许多人现在挣的工资比几年前所梦想的更多。虽然对某种食品或其他物品实行了配给，但能购买到的东西仍很多。从1939年到1944年，美国食品消费增长了8％，而服装鞋帽的消费增长了23％。

“有钱可烧，并且火焰明亮耀眼，”埃里克·塞瓦雷德对其所见的美国缺少牺牲精神这一现状感到恐慌，评论道，“第五大道上绣有爱国图案的手巾卖10美元一条，新闻短片中展示着最时髦的军事图案，度假酒店人山人海……美国相信可以通过生产来赢得胜利，或通过开支票用购买力来赢得胜利。生活轻松，每周都更加繁荣，没人相信死亡。”

直到珍珠港遇袭后的几个月，配给制才开始实施。罗斯福希望避免强制性控制，因此最初努力说服美国民众为了战争努力，自愿减少对食品和消费品的消费。虽然许多美国人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但大部分人却没有。因此，一些商品变得稀少，价格猛涨，通货膨胀随之而来。1942年4月，总统宣布了“同等牺牲”的必要性，提议提高税收、控制工资和价格，并实行全面配给制。

与英国的控制相比，美国最终于1942年春末实施的配给制要宽松得多，与其说它导致了艰难困苦，不如说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其不便利。在英国几乎难觅踪迹的鸡蛋，成了美国肉类的替代品；人造奶油替代黄油；当白砂糖实行配给制时，玉米糖浆和糖精成为其替代品。虽然石油和轮胎实行严格配给制，美国汽车驾驶员却还未完全沦落到放弃开车的地步，而大部分英国车主却不得不如此。在英国，男人每两年才能买到一套西服；而在美国，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衣服，尽管裤子都是无卷边筒裤，且夹克翻领更细窄了。女人的裙子没裙褶而且更短了。由于钢铁的缺乏，美国的各种消费品——从冰箱到真空吸尘器到洗衣机——都暂时停止生产。

当许多美国公民为这些削减而感到苦恼时，经历过战时伦敦的缩衣节食、回到家乡的美国人却发现这里简直是富足的天堂。塔妮娅·朗（TaniaLong）就是这样一名外派人员，她是纽约《时代周刊》杂志驻伦敦的通讯记者，于1943年年末返回纽约作访问。“除了感受到自由和富足的总体氛围，返回这个城市的女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自己穿得多寒酸，而其他女人都打扮得光鲜亮丽，”在《时代周刊》杂志上的文章中她写道，“对于习惯了商店里半空货架的女人来说，一手拿着优惠券，一手拎着购物包走进纽约的某个百货商场，这种感觉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绝妙之旅。这里的东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食品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写道：“当纽约人抱怨餐馆和肉铺再也没有牛排和其他珍稀肉类时，刚从英国返回的人却在艰难地选择菜单上诱人的菜肴……对吃了两年卷心菜、球芽甘蓝和菠菜的人来说，他们都忘了果汁汽水、新鲜豌豆、玉米、茄子和番茄的存在。”塔妮娅·朗说伦敦之旅让她觉得“伦敦和纽约完全是两个世界。要想拿两者作比较简直是徒劳，就好比拿地球和火星相比”。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大部分美国公民从未觉得自己的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中，因此不太愿意遵从罗斯福政府号召的牺牲精神。弗朗西斯·珀金斯后来说道：“美国人对战争基本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希望自己的士兵一切都有，并赢得战争，但他们仍不明白士兵们为何没有黄油。”

当罗斯福政府宣布由于橡胶短缺，女子紧身内衣将停止生产时，这遭到了全国女性的强烈抗议。最终政府屈服说，女子贴身内衣是女性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继续生产。“如果要求奉献血与汗，美国人民会欣然地、骄傲地奉献出来，但他们却极不情愿减少对红肉和汽油的正常消费，以及对电烤箱和紧身内衣等必需品的使用，”罗伯特·舍伍德说，“比起地球上的任何人，美国人更深信这个原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美国人从小就习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状态。”罗斯福为美国人对战争的漠视态度而感到恼怒，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如果德国把炸弹扔到我们这儿，对我们可能是件好事。”

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反对罗斯福提高税收的提议，不断责难价格控制办公室，并坚持他们享有石油无限制供应的权利。因为，他们争辩说，开车对战争努力来说非常重要。“国家希望这些人为民众树立榜样，从而鼓励民众接受个人生活的不便利，但这些人的做法却完全相反。”华盛顿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洛珀（RaymondClapper）反感地写道，“他们极不配合，像泼妇骂街一般坚持自己的特权。”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虽然官僚的典型性的南方式慵懒作风被迅速形成的疯狂忙碌所代替，但奇怪的是，首都似乎仍未被战争所影响。在埃里克·塞瓦雷德看来，不管华盛顿“对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却似乎不是战争的一部分”。罗斯福认为，“比起其他地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对现实战争努力的认识更不足”。首都的夜晚灯火通明，这里的社交生活比1941年9月前更丰富多彩，比如亨联早餐、午宴、茶舞会、晚宴，当然，还有没完没了的鸡尾酒会、外交接待宴。而《华盛顿邮报》的社会编辑为这种寻欢作乐辩护，声称这为“有影响力的人们……处理业务、联络感情以及促进战争努力”提供了场所。

21岁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玛丽·李·塞特尔（MaryLeeSettle）就是首都疯狂社交生活的热衷者之一，她曾是一名模特，后来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丈夫为英国公民的塞特尔后来说道，她在华盛顿参加的各种宴会让她想起了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中对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圣彼得斯堡的社交活动的描写。和俄国首都的贵族一样，华盛顿的市民谈论着战争，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地经历过战争、对战争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写道，这两座城市的生活都不真实，“人们看重礼仪，认为姿态比行动重要，觉得战争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虽然看到美国正努力对待配给制和其他战时限制，但在伦敦长期居住的美国人看来，那些美国同胞们为共同利益所作的放弃舒适生活的微弱努力不足为道。在看了家乡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自我赞美的文章中关于家乡人民每周一天不吃肉的描述，珍妮特·默罗怒气冲冲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说，那篇文章“让人看了想哭。显而易见，我们国家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处的困境知之甚少。什么叫一日无肉？……我真想说这里的肉类配给几乎从未超过一周两餐。圣诞节以来，我就吃过五个鸡蛋——几个月来首次吃——是别人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人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伙食，但如果想要世界上其他的人重获健康的话，他们必须得更努力，而不是每周一日无肉”。

在写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一封信中，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应了珍妮特·默罗的批评。“当英国人请求我们帮助时，他们自己做最大的牺牲，而我们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样很合理，”哈里曼写道，“但现在他们把我们看作合伙人，当我们要求他们作牺牲时，他们也要求我们作同样的牺牲……美国的许多事情对英国人来说很难理解。”

然而，在伦敦期间，哈里曼确保了他和女儿的生活仍然享有他们在家乡所习惯的各种奢侈。例如，有一段时间，烈酒和葡萄酒几乎没法买到，哈里曼从美国进口了数箱路易王妃香槟、玛歌红酒、杜松子酒和加拿大威士忌。

凯思琳·哈里曼从未经历过服装配给制所带来的困苦。在1942年2月写给继母的一封信中，她说自己走进伦敦沃斯时装屋的展销店，“买了一件漂亮的黑色夜礼服——模特同款——因为我无法忍受不停地试穿”。后来，在继母从纽约寄给她一箱新款服装后，她感激地说：“不知道从三条裙子中选哪一条参加晚会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虽然有大量言论说，经过三年服装配给制后，伦敦人真的已经捉襟见肘了，但我可不希望自己加入到这个行列。事实是，当我在英国穿‘破旧衣服’时，埃夫里尔就会批评我。”

对凯思琳而言，精心的穿着打扮很重要，因为她和其他出身名门的美国人从未如此频繁、狂热地参加伦敦的社交活动。英国首都是部分美国商界和文艺界著名人士的战时基地，比如投资银行家、财富继承人、公司高层、剧作家、演员、电影导演、广播公司董事，以及报纸杂志发行人和编辑，他们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战争信息局，或成为军事文职人员。

尽管遭到毁坏，不可否认的是，战时伦敦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1942年，初次来到伦敦的纽约人罗伯特·阿尔比布中士和许多初到伦敦的美国人一样，被伦敦的活力和热情所感染。“伦敦是世界上最拥挤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他回忆道，“这里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制服，大家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周六晚上这里非常疯狂……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伦敦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是巴别，是大都市，是麦加。伦敦就是伦敦。”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年，伦敦“的社交生活是我所见过的发展最快的”。许多初到伦敦的美国人都来自东海岸，是哈里森的朋友和长久工作伙伴，包括富有商人、银行家和律师。这些人中部分人毕业于著名的常春藤盟校，部分人拥有无懈可击的社会背景，据某位评论者说，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这个世纪将由他们掌控”。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持有国际主义观点，因为从小就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待过很久。和哈里森一样，从美国参战前开始，他们就一直积极敦促罗斯福政府为英国提供援助。

大卫·布鲁斯就是这些精英人士之一，他是金融家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的女婿。美国战略情报局创始人威廉·多诺万将军（WilliamDonovan）招募他为该情报局驻伦敦总部的头领。同时，多诺万也为该情报局驻伦敦办公室招募了纽约银行家族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Man）、在芝加哥从事肉类加工的阿穆尔家族的莱斯特·阿穆尔（LesterArmour）、马球运动冠军兼养马人雷蒙德·格斯特（Raymo）——因此，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绰号为“关系户之家”。

乍一看，选择布鲁斯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有点奇怪，他是弗吉尼亚州的贵族，其财富来自岳父家梅隆家族，并且他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也从未长期地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但媒体和许多同辈人认为他是个充满魅力、涉猎广泛的人，他涉猎过投资银行业，在驻外事务处短暂任职过，并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立法机关各任职了一个任期。他在伦敦也待过很久，例如，在德国对伦敦进行空袭期间，他曾一度作为美国红十字会代表来到伦敦，并与英国民众和政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由于“强烈的自尊和优越感”，温文尔雅的布鲁斯能够轻松自如地与英国贵族、美国将军以及欧洲国家的流亡领导人相处。他经常邀请这三类人员参加怀特之家的宴会或鸡尾酒会，怀特之家是伦敦最高级的男人俱乐部，女人禁止入内，并且这里从不会供应非上等葡萄酒。和哈里曼一样，布鲁斯设法让自己在英国首都享受极其优质的生活，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享用的丰富食物，比如在怀特之家宴会上的烟熏三文鱼、羊肉、球芽甘蓝、土豆、梅脯馅饼、鸡尾酒、1924年的玛歌红酒和上等的波特酒。

约翰·海伊·惠特尼（JohnHayWhitney，昵称乔克）也是美国政府机构驻伦敦办公室的一名雇员。他是纽约的花花公子，得益于巨大的家族财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同时他还拥有六座豪宅、两架私人飞机、一艘快艇、20匹马球比赛用马。惠特尼的格林特里马厩饲养了一些美国最优质的赛马，他还为电影《乱世佳人》的拍摄提供了大量资金。他是美国第八航空军总部的一名公共信息官员。据某位知情人士称，他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是仅有的几个不畏报社记者怠慢和英国口音的男人之一”［这位知情人是与惠特尼职位相当的、美国海军总部驻伦敦办公室官员巴里·宾汉姆（BarryBingham），他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拥有者兼发行人］。

同时，惠特尼也非常熟悉伦敦，他的爷爷约翰·海伊（JohnHay）曾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私人秘书及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务卿。1926年，老约翰为庆祝他的一匹赛马在英国比赛中获胜，他举办了一场派对。据《纽约时报》描述，这是伦敦10多年来举办的“最精心、最豪华的派对”。“二战”期间，惠特尼在格罗夫纳广场租了一套宽敞豪华的公寓，并在那里举办社交聚会——以精美的食物、可口的饮料以及花容月貌的女嘉宾而闻名。

威廉·佩利是参加惠特尼派对、寻求女人陪伴的众多人之一。和许多纽约同伴一样，他不只把战争看作服务国家的一种方式，更看作摆脱家庭和生意场上的烦闷责任的方式，战争提供了在伦敦寻求刺激和随心所欲的机会。在北非和意大利为美国战争信息局搭建了盟军广播电台后，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被派到英国首都，在艾森豪威尔的部下担任面向欧洲的心理战广播主任。他住在克拉里奇酒店，拥有一名贴身男仆，并经常享用美食佳肴，比如凉拌三文鱼、龙虾和鲜芦笋。关于战争，他后来说：“生活从未如此激动人心，充满紧迫感。这样的生活将不再重来。”

在佩利的属下看来，佩利更热衷于寻欢作乐，而非兢兢业业地工作。

和其他人一样，他觉得战时伦敦所渲染的听天由命和享乐主义格外吸引人。他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几乎从不担心明天或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因为和到英国的大部分纽约显贵及好莱坞名人一样，他从未目睹过真实的战斗。在美国军队服役的许多军人认为，之前只是平民的佩利和其他类似之人，都是身负“玻璃纸式军务”的“波旁威士忌上校”（“你可以看穿他们，而他们能够远离战争”）。

不过，这些人当中，至少涌现出三个杰出的例外人物。由于在影片《费城故事》中的精彩表现，詹姆斯·斯图尔特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然而就是他担任了在诺里奇附近驻扎的美国轰炸机中队指挥官，该中队对德国进行B-24s轰炸机轰炸飞行任务。斯图尔特本人参加过20次飞行任务，鉴于他在战争中所展现的勇气和镇定，他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另一位好莱坞当红明星克拉克·盖布尔，为了制作空中射击培训短片，和美国轰炸机机组成员一起参加过数次突袭。在一次任务中，德国炮弹击中了他的飞机，导致他险些送命。

1943年年中，威廉·惠勒（WilliamWyler）导演和剧组为了在B-17孟菲斯美女号轰炸机上拍摄后来使他成名的纪录片《孟菲斯美女号》，参加过该轰炸机轰炸法国和德国的五次飞行任务。关于这位好莱坞导演，孟菲斯美女号轰炸机驾驶员评价说：“他真有胆量。”在某次飞行任务之前，他说服驾驶员违规让他在起飞和着陆时乘坐在轰炸机机腹下的球形炮塔内——此行为极其危险——以便他能拍摄到机轮和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