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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腐朽帝国的理想主义悲剧（第1页）

八、腐朽帝国的理想主义悲剧

对于明末士大夫尤其是东林党人的行事执拗、言论矫激，尤其在内忧外患的王朝政治中，不顾内外交困的现实，偏执于理教空谈的做派，史家历来有争议。当然，对于儒家理想主义者们的空谈和偏执，首先离不开的是王朝政治的腐朽和活力的衰竭所引发的种种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危机，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修复的机制，体制的衰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任何偶然事件的发生其实都有客观规律所遵循。这样才可能引发各种政治危机，朝堂上喋喋不休的争论，只是社会矛盾在政治高层的碰撞，此类看上去旷日持久相互各不相让的争论碰擦出的火花，足以烧毁整个殿堂，他们的执拗既有性格方面的因素，也有体制困局给王朝政治带来的危机。

理想主义者总是非常执着的，他们天生不会见风转舵，两面三刀，明哲保身，因而往往是大义凛然地面对各种威胁，义不容辱地宁折不弯，直至舍生取义，走向死亡而求取节义千秋，万古流芳。

因为这样，他们知道勇往直前，不知拐弯抹角地寻求妥协，在实际上分化了朝廷上下左右的团结，破坏了帝国同仇敌忾抵御内贼外寇的共识。统治集团的内耗客观上大伤了朝廷的元气，使得朝野丧失了有效抵抗外敌入侵、流寇蜂起的凝聚力，导致了王朝统治结构的松散。面对外来的强大压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然而，在朝堂政治昏暗中的混战中，又怎么可能寻求一团和气的凝聚力呢，因为帝国的整个基础已经从根本上腐朽，趋于松散。仅靠儒家官僚的改良建议又怎么可能修复帝国千疮百孔的大坝。当帝国内部改良主义的建议被残酷封杀之后，能够等待的只有社会革命的巨浪扑面而来。洪水冲决，浊浪滔天，泥沙俱下，受害最深的依然是沦陷战乱兵燹中水深火热的民众。

旧朝儒宗名臣和一批知识分子的改换门庭，重新成为新朝权贵走狗和鹰犬的变节者，史不绝书。如洪承畴、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等等不都投降了新朝？由原来的乌纱换取了顶戴。尽管是屈辱地苟活，他们在保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同时，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这就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忠君报国理念时时在追问着他们在道义良知上对于朝廷的背叛。他们痛苦的心灵在炼狱的大火中被炙烤，因为这些理念已经融化在血液中，凝固在头脑里。新朝的权贵们依然把他们列在《二臣传》中，并不把他们当成可以依赖的股肱之臣，他们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无论如何作为工具是悲哀和痛苦的，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中国春秋战国时兴起儒家理念中，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尊卑制度。儒家最高理想追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理念，至于如何治理天下，就是礼仪对民众的洗脑教化，铁腕对于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政客帝国的政客们称之为王道霸道的并用，也即“儒表法里”阴谋权术的娴熟运用。所谓法治就是严刑峻法在现实中的残酷使用，商鞅的愚民、弱民、辱民、贱民之国策而已。本质上大小官员和广大民众都是皇帝治下的臣民，任何人摆脱不了帝制运作的怪圈。这是如来佛的手掌心，即使孙悟空也终将会因为对玉帝造反而压在五行山下。那是太上老君的金刚镯，任你铜头铁臂也难以触动这座铜墙铁壁，胆敢尝试者，只能头破血流，这就是帝王的专制和一统。

儒家设计的天道只能是某种虚幻，其实也只不过是某种民意的表达，民怨沸腾中英雄和枭雄轮流登台表演改朝换代的闹剧，结果依然难以突破王朝轮替的怪圈。民意只是被借用的工具而已，本质上和儒家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一样，都是王道轮替的工具。

所以宋代和明代灭亡之际，那些孤城孽子们不是纷纷殉国而成为帝国的忠臣了吗？这就是残酷无情的历史，血流漂杵造成了帝国的轮回。

有论者认为，这帮自以为是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朝野的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意气用事，自以为是，毫不留情的矫情和过激言论，有违中庸平和的君子之道，也是朝纲紊乱，乱局不可收拾的负能量。

儒家学说在汉代系统性推出，在宋代又进行创造性变革，促使儒学华丽变身为道学，支撑起统治集团的大一统帝国，在凝聚人心方面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作用不可低估。也就是把符合专制帝国利益的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起到规范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和行为的积极作用。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帝国最高元首——皇帝的言行也必须符合儒学规范，以确保帝国纲常礼教从上到下的纯洁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名教，但是随着儒教的独尊和神化、圣化，其作为协调和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功能，也就在社会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中逐渐虚伪化、空壳化、教条化，很难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崛起的现实，逐渐演化为各级官员表演的程式和礼仪。在世俗化浪潮袭来的时候，这道堤坝已经被统治者自身的贪婪腐败，变得千疮百孔、蚁穴丛生、不堪一击了。千里大堤即将为内外矛盾的合力所冲决，届时洪水破堤，泛滥成灾，社会动乱就会不期而至，新一轮的整合在血火兵燹中完成。

晚明知识分子过分地谨守名教，不知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有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凡是理论僵化到了不能随形势发展变化通融的地步，就成为某种教条，变为泛道德主义的空谈，难以和实际相结合，也难以在社会推广落实，形成了某种道德虚化，导致了伪道学两面人格的盛行。对普通人来讲就成为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在文官集团众目睽睽注视之下，贵为帝王的言行同样受到束缚和禁锢，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某些纲常礼教的坚定维护者就成了“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见阮籍《大人先生传》）装腔作势的伪君子。

虽然明代的儒生未必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些确实是言行方正怀有儒家理想情怀的君子，他们从内心希望成为帝王老师的正直学者，只是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教条迂腐，在名节上过于讲究，因而在帝王的个人专制面前，他们只能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如宋代的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大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学生，奖掖后进，隐然以道统自居而成道德裁判官，难道帝国不是以道统立国的吗？“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然而王朝末路，天子失德，天象示警，天道就要失衡，这就是改朝换代的象征。

诚如董仲舒所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看看明代历史，那些帝王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少天道教义贯穿其中呢？更多只是人欲酒色财气的滥觞，酿成了洪水滔天对于堤坝的拍击，此刻外力洪流激**，只能形成内外交困的乱局。

故而儒生迂腐，也在于对于名教的坚持，有时不惜贡献生命也要充当卫道之士。形成了某种士风，也就是知识分子中坚持的殉道风气。殉道者意味着千古流芳，节义千秋。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所谓的节义之士，也是有着性格缺陷的：耿直有时失之于变通，峻急有时失之于平和，严格有时失之于宽容，好名有时失之于矫激。这些既是他们性格的优势，也是他们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分币两面，人就是在阴阳两面的人格涅槃中完成自己在人生舞台的形象塑造。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算着对于人情世故的洞察失落，世人看来也就是人情练达不够，因而入世这篇大文章做得不够圆满。

一是好名不知圆融变通。太祖时，监察御史王朴性耿直，常常与朱元璋在朝廷上辩论是非。皇帝大怒，命令将这个大胆狂徒给杀了。等到真正绑缚市曹开刀问斩时，朱老大又后悔了，命人将其召回，当面问王朴：“你准备改正你的臭脾气吗？”王朴理直气壮地答道：“陛下并不以为臣不好，才任命我担任御史，奈何对臣摧折侮辱如此。如果我无罪，为什么一定要杀我；如果我有罪，为什么又要放我生还？臣今天愿意速死。”朱老大大怒，命令立即行刑。王老兄路过国史馆时大声疾呼：“大学士刘三吾请记住，某年某月，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临死也不忘记损害皇帝的名声。老王之耿直由此可见一斑，就是不肯给老朱一个台阶下。

二是意气用事激成大狱。明代士大夫好意气用事，朝廷遇大问题，往往成群结队苦苦相争，又好私下串联广通声气，不避嫌怨，对于不满意的事和人交章弹劾，对于无罪受害之人的营救也是不择手段地交章论救。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容易为朝廷所误解，也常常使君主下不了台，甚至恼羞成怒，只能以暴力手段对待群臣。明孝宗时，岷王朱膺钚奏武冈知州刘逊不法之事，孝宗命锦衣卫将刘逮捕来京，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率领科道官员上疏论救。皇帝以亲王弹劾一州官，你们这些大臣动辄交章阻扰，非常不妥。于是将庞泮和刘逊等六十二人集体下狱，台谏署官员几乎一空，此时九卿出面力谏劝阻，皇帝无奈，才将官员全部释放，刘逊也无罪开释。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皇帝的嫡母慈懿皇太后钱氏去世，皇帝的生母周太后不想让她与明英宗合葬裕陵。阁臣彭时、商珞、刘定之认为不可以这样。百官皆请皇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办。宪宗皇帝说：“违背礼制固然不孝，违背母亲的意志也是不孝。他们的提议，你们不必再说了。”而廷臣一百四十七人集体上疏：“皇上当守祖宗成法，岂可一味顺从母后，这显然是违背过去典章的。”皇帝犹豫不决。给事中毛弘昌言：“这是大事，我辈将以死抗争。”于是一批大臣匍匐于文华门，从早到晚哭哭啼啼，皇帝和周太后很是感动，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于是群臣山呼万岁。这些集体行动近乎绑架和胁迫。而有些一意孤行的皇帝和为所欲为的奸佞几乎是不受胁迫的，比如武宗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昭要巡游南北两畿、山东，也就是从北京至南京游玩一遍，阁臣和科道官员皆不同意，百余人皆相继抗疏劝谏。皇帝大怒执六人下镇抚司拷打，一百七十人跪在午门前五天，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当场打死的就有十一人，这一年正是宁王朱宸濠造反，被王阳明所镇压，这次豪游时间长达两年直至在淮安钓鱼差点淹死，身染重病才返回。

三是书生意气好争礼仪。明代士大夫，书生习气很重，好争礼节、礼仪，往往对与宫廷细节皇帝家事监督很严格，摇唇鼓舌，持论深刻，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苦苦相争，近乎深文周纳，使得皇帝毫无伸缩余地。对于君主如此，对于君主家属或者首辅重臣也如此。

武宗死了，花花太岁，没有子嗣，其弟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这位嘉靖皇帝一登上宝座，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已经去世的父母亲上皇帝和皇后尊号。大臣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认为这不符合祖宗规矩，坚决不同意，应该以孝宗皇帝、皇后为父母亲，皇帝的本生父母亲为皇叔、叔母，这使得嘉靖皇帝感到好笑，自己的父母亲怎可以换来换去。而大臣又是引用汉代定陶王承继哀帝皇位也是这么办的，宋代濮安懿王承继宋英宗皇位也是如此办的等等。君臣相持不下，只好暂时搁置。这种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相持多年，嘉靖六年（1527年），因此事廷杖大臣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是年九月嘉靖皇帝为自己老子老娘加上献皇帝、皇后尊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嘉靖十七年九月为自己父亲献皇帝追加睿宗封号，配享太庙。大礼仪之争在君臣血拼中以皇帝惨胜告终。因为此时“翰苑一空，士气也摧残殆尽。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颇护其短，奸臣严嵩遂得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因事以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而一时正人多被祸也。”[2]

在后人看来，这些文臣的居心也许可敬，但其手段之操切也或可笑，因为这些争论都无关王朝稳定的根本宏旨，是可以在两可之间由皇帝自行决定的小事。以后神宗年代的张居正“夺情之争”和后来的“国本之争”“梃击之争”都具有相同性质，闹得上下鸡犬不宁。大学士许国不胜愤怒，专疏请求辞职时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气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渐不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