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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插手朝政以贿赂谋复周延儒（第1页）

七、插手朝政以贿赂谋复周延儒

吴昌时何许人也？用当下的语汇来说，就是一个混进帝国最高层组织部门的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投机分子。投机不成，最终被崇祯皇帝在恼羞成怒中，当庭打折了大腿，后来被枭首示众。他的后台首辅周延儒被赐死。

吴昌时，字来之，江苏吴江人。吴氏为吴江的名门望族，他的高祖是南京刑部尚书吴洪，曾祖是严州知府吴昆，其父是修武知县吴翼。吴昌时是其父小妾所生，其长兄吴昌期的母亲黄氏为嘉兴人，因为在生产吴昌期时难产而痛苦不堪，长期与丈夫分居，携昌期回到嘉兴娘家。昌期后来官至贵州按察司副使，家甚富，但是无子嗣。昌期死，昌时赴嘉兴，继承其家业。所以《明史》谓昌时为嘉兴人。

昌时少年时师从东林党中著名人物周宗建，因此他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吴昌时是应社成立时最早入社的十一人之一，后来张溥、张采等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成立复社，吴昌时也是社中骨干，并与张溥、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坛巨子来往密切，由此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政坛之路。

吴昌时于崇祯三年中举人。崇祯七年（1634年）吴昌时和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属于同年进士，都是当朝首辅主考官周延儒的弟子。吴昌时崇祯十一年授行人，十二年升为礼部主事，成为复社安排在朝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其为人贪墨、狡黠而狠毒，热衷权势，人品低下。但是当时复社人士都不了解他的品性，只是觉得此公活动能量很大，虽然官阶不高，却是崇祯末年政局中十分活跃的角色。他极善于钻营投机，奔走权贵政要之间，刺探机密。据载，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间，薛国观当政时，吴昌时曾经写密信给张溥，说：

虞山（指钱谦益，常熟别称虞山）毁不用，湛特（文震孟字）相三月即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宜兴人，古称阳羡）复出，不足弥祸。

吴昌时此信是指，温体仁对钱谦益和文震孟的迫害排挤，周延儒自从被温体仁挤出内阁失势回归乡里后，对倾轧自己的温体仁愤恨不已，对曾与友好的东林诸人颇感惭愧，便主动与复社接触，并声明他如果能够复出，自然对复社有利，毕竟老周是他们这科进士的恩师。因而张溥采纳了吴昌时的建议，利用自己在复社的重要影响力，开始发动在朝在野的复社人士一起努力，促成周延儒的复出。吴昌时施展出浑身解数积极活动，交纳内侍，贿通关节，发挥了关键作用。

温体仁继周延儒任首辅，日与东林及朝臣中不附从自己的人为仇，五年后才去职。继而当国者是张至发、薛国观等，这些人都步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苛严以待臣下，摈斥刘宗周、黄道周、郑三俊等正人君子，朝廷政治情况非常混乱。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司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作重新起用之事，计划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中贵。“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具体由冯铨利用天启年间与宫中臣珰的老关系送进去，其事“擘画两年，纶始下”。也就是说，此事这些人已经筹划了整整两年，只等皇帝的诏旨到达，老周就可以赴京就职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诏起周延儒于乡里。周延儒九月至京，遂复任首辅。以张溥为代表的复社人士以东林后继者自居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他们忠告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

周延儒临行，张溥“以数事要之”。老周慨然答应说：“我将竭尽全力而实行，以感谢诸公的帮忙”。被钦定逆案禁锢的阉党诸人在温体仁当政时始终没有抬头，此际也把希望寄托在复出的周延儒身上，故为之集资和交通内侍，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希望获得任用。周延儒以其名声太响太臭，被依附于崇祯钦定的逆案，感到面有难色。阮大铖于是退而求其次请求重用他的密友马士英。周延儒答应了。

由于东林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周延儒重新柄政，他也注意满足两方面的要求。遵循张溥的要求，召回郑三俊掌握吏部，刘宗周掌管都察院，范景文掌管工部，倪元璐佐辅兵部，其余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分任六卿等等，又释放在狱和遣戍的傅宗龙、黄道周等人。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人官职，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另一方面他也履行了对阉党的许诺，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控制南方的政治中心，为其日后操纵南明政权铺垫。

周延儒当政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倾轧，皇帝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崇祯帝甚至贬损帝王之尊而揖拜周延儒，语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但是，此际的明朝病入膏肓，既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州县残破；又有清兵南下，抄掠京师，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谁都没有为皇朝挽回颓势的妙方。侯恂、范志完督师，皆遭败绩。军事局势日益恶化。周延儒则纵使门下客董廷献等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凡求总兵巡抚之职，必先通贿于董廷献，然后得之。前首辅薛国观罢职回乡，因多携财货而遭杀身之祸，周延儒惩其败，所得珠宝皆寄放于廷献家中。其后十六年再度被贬离京时，“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而已，实则“所藏于心葵（董廷献）家者无限也”。

政治上倚为腹心的文选郎吴昌时品质极坏，史称其“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力奔走，然为人墨而傲”，其在朝“通厂卫，把持朝官”。凡事更张，全凭己意，明制年例，通常以科道一二人出为外官，年例外调意味着贬职，昌时不满言官，特意扩大年例的名额，欲出给事中范士髦等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昌时挟势弄权，每每如此，故而朝官恨之入骨。对昌时的仇恨，有时也会迁怒及周延儒。周延儒任用非人，为自己种下祸根。复社通过种种手段，把周延儒推到了首辅的高位，吴昌时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吏部文选郎中的位子，掌管全国文吏的铨选、注缺、保举、改调、推升权，所谓“事权在手，呼吸通天”。吴昌时有复社的背景，又靠贿赂走通了后宫和太监的路子，同时与东厂和锦衣卫关系密切，所谓“通内”“通珰”“通厂”，在各方势力的倾轧中左右逢源，风头一时无两。

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这样评价吴昌时：

来之（吴昌时，字来之）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比阳羡（周延儒）得志，来之自以为功，专擅权势，阳羡反为所用。山阳、江北诸君（指姜埰和熊开元）不能平，面责数来之于朝。熊鱼山（熊开元号）则复社初起时所宗，来之以邑诸生亲授奖遇者也，至是官棘寺，为国事异同，廷击首臣，忤旨杖阙下，系诏狱。来之力能俾政府申救，顾不肯强诤，阴阳唯诺，漫具槖饘，示调解而已。无何，首臣为所罪累，与俱败。

短短一段话，历数吴昌时在崇祯末年政治斗争中的种种劣迹，因此而牵扯出他所依附、朋比为奸首臣周延儒，最终两人俱被崇祯处死。

崇祯十五年初，吴伟业曾经应邀前往吴昌时在嘉兴的别业竹亭湖墅做客。此时，正是周延儒复出秉政，吴昌时正当得意洋洋准备赴京任职的前夕，因而热情接待了当年复社老友吴伟业。

竹亭湖墅是吴昌时的私人别业，又名勺园，在鸳鸯湖畔，因位于嘉兴南又称南湖。吴昌时用做官贪墨而来的钱，在家乡求田问舍，在嘉兴建勺园安享富贵。这勺园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园林，它既是朋友间诗酒流连、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复社政治活动的重要据点。这座江南名园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园林大师张南垣设计建造。勺园临水而筑，延伸入湖，半在堤岸，半在湖中，形同一把汤勺，山光水色尽入视野。吴昌时对于吴伟业的到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陪同伟业游览园中风光，摆下盛宴接风，唤出家中的乐班宥酒娱宾。这座名园的规模与秀丽的景色令吴伟业惊讶不已，而吴昌时的豪华排场更令他瞠目结舌。面对艳丽的女伎，华美的服饰，妙曼的歌舞，给吴伟业太多深刻的影响，以致十年后，他还能在《鸳湖曲》中还原出当时目眩神迷的景象来：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竞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而此刻的吴昌时，只是一个在家闲居的朝廷礼部主事，就有如此奢华铺张的排场，不得不使人怀疑此公如此浩大奢靡的园林工程巨额款项何处得来？不久，吴昌时就被周延儒举荐还朝，官复原职后，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