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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明帝国的落日余晖（第1页）

第七章大明帝国的落日余晖

一、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盖浙东诸郡中，绍兴士大夫犹以文章气节自负云。——（清）计六奇

前明苏、松巡抚祁彪佳死得非常从容淡定，他把结束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人生历史中的一次大休息，而他是应当活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中的，大明王朝已经终结了生命，他已经完全没有理由再苟活在这个充满着兵燹和战火世界上了。因此，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他的人生是充满着诗意和理性的典型士大夫生涯。既有儒家入世的理想追求，又有着一切顺从天道自然发展，成功和失落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不刻意回避什么，也不刻意追求什么，体现了道家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恬淡平和心态。对待仕途如此，对待生死亦然。

祁氏家族在浙东是声名显赫的望族，可以说是世受国恩，作为以忠孝立国的大明王朝的臣子，他受命于君父知遇，他的鲜血和生命是应该适时交还给君父的，况且自己所服务的末代帝王崇祯皇帝并不是荒**无道的亡国之君，但家国和天下却灭亡了。他不可能从专制体制本身去思考问题，只能和皇帝一样认为是臣子未能尽责尽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他是饱读诗书的儒家高官。《吕氏春秋·知士》中言：“夫士也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可见以死报君恩也是乃是士义高扬，凸显忠烈人格力量之所在，宣泄士的慷慨意气。在已经大半沦陷的国土之上高扬起一面道德大旗，既可以完成自己人格的最终塑造，对于依然热衷于抗清复明伟业的其他忠义之士也是某种感召。比如他的忘年之交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冯梦龙先生在完成他的《中兴伟略》之后，已经追随唐王朱聿键的脚步去了福建山区，准备招兵买马，图谋东山再起。虽然他认为这只是徒劳无功的白费心机而已，但是冯老前辈对于帝国的忠心他是充分理解的。

他是越东名士，作为名士他皈依自然，在山水人生中追求诗意的情趣，他有着一个琴瑟和谐的家庭；作为名宦，他恪守儒家忠君报国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仁者爱人，关注国事民瘼，注重个人道德的培养，丰富学养的累积，完善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人生、家庭、事业在大明帝国堪称美满，因而在国破山河在的大动**、大分化、大改组时期，要完成自己圆满的人生，为自己四十四年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他是以跨越生的门槛，开启死亡的大门来完成自己儒家忠烈人格的塑造的。他不像帝国大部分虚伪的官僚那般将儒家说教当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敲开这扇大门后攫取的是权力和财富，外加美色和声望。他是真君子，对名利地位不是看得很重，仿佛追求在有意无意之间，因而不计功利得失，人生就显得豁达通透和敞亮，因为他实在不需要去看别人脸色取悦于任何人，包括九五之尊的皇帝。

他只遵循内心的良知和认准的人生信条，因为他在朝野威望素著是自然人格的延伸，不必再加色彩的人为点染。再加上他俊朗的外表，白皙的肌肤，修长的身材，就很像是《世说新语》中晋国大司马山涛形容嵇康那般“其挺立，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即是外表遗世高蹈超凡脱俗若青松之壮美的俊秀文臣，也是内心之坚韧意蕴美好情操的君子士大夫。嵇康的人生句号是在血腥刑场上，以超然物外地神态操琴弄弦一曲《广陵散》，将生命的绝唱融合在悲壮的琴声中，弦断了人世琴音而结束了凄壮之人生，以示和黑暗王朝的彻底决裂。

祁彪佳的人生句号是在月色烟柳的曳动下，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端坐着欣然接受池水缓缓流进生命之窍，渐渐窒息了生命的微焰而淡然地赴死。使浩然正气飘**在残破的山河之间，让大明的落日余晖中晕染出一片美丽的血色，在惨淡的血色中完成人生的涅槃。此刻，残阳如血，人生如画，凄美而绚丽，他将在历史中永生。孔夫子言：“不知生，焉知死。”《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生死轮回互为表里，士大夫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永生。

回顾他四十四年的人生，可以说是俯仰天地无愧怍，于国于家无过错。唯一可以检讨的就是平生太爱好修园子养花木，几乎如醉如痴，就是山河动**内忧外患频乃时期，也没有放弃过。他深知自己人性之弱点，在日记中反复检讨，然而人生之癖好有时很难戒绝，当然也就如同诗酒嗜好伴随他一生，走向人生之终点了。他是在自己精心筹划了十八年的寓园前放生池中在清澈的池水中从容坐毙的。

他曾经和当朝大儒也是绍兴名士的刘宗周密谋起事，组织义军进行抗清斗争，然而计划还来不及实施，清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麓兵杭州城下了。流寓杭州的潞王朱常芳此时已经被杭州乡绅拥戴为监国，并将祁彪佳任命为兵部侍郎衔总督苏、松兵马的巡抚。只不过他还未去履职，潞王爷就已经投降了清军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这是乙酉年六月初发生的事情。

对于刘宗周这位东林前辈绍兴大老乡，他是十分崇敬而充满敬佩之意的，他虽然不是东林党人，在朝中和那些东林党中的伪君子如周延儒、吴昌时等人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东林党人早就分化成了君子和小人了，越是朝政混乱的时候小人越是得志，小人得志的表现是君子被难，小人结党营私。过去有阉党、浙党一类，崇祯朝阉党被逐，东林重新被启用，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是真正遇到忠贞直谏的大臣，便是另一副嘴脸了。刘宗周就是这种不避生死敢于犯颜直谏的君子。

刘宗周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他敢怒敢言，是不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情感的性情中人，当然他的心直口快首先是建立在丰富学养上的真知灼见，有胆有识决定了他不怕得罪人，包括九五之尊的皇上和权臣在内。性格决定了命运，他在官场的几起几落，在野比在朝的时间还要长。早在魏忠贤时代，他就得罪了魏氏。魏氏对他还算客气，只是指责他“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朝他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上任后，他竟斗胆上书，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

崇祯二年，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崇祯八年七月，吏部奉旨推举老刘入阁主事，算是给足了面子。在皇帝召对时，老刘竟然不顾场合、不知轻重地再次当面指责皇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以收拾天下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老刘这些话都是对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百官都不敢讲话时**心声，可谓“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振聋发聩之声音。敲打得皇帝心中不爽，干脆取消了刘老入阁的资格。崇祯皇帝改授他为工部左侍郎，算是警戒。没想到老刘耿直，秉性难移，一个月后又上了一道《痛恨时艰疏》，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责皇帝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所作所为不得要领。接着他要求崇祯皇帝不要轻易改定祖宗成法，当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离尧舜之明君相差太远。

这使得一向自以为天资英睿的崇祯皇帝看到奏疏怒不可遏，决意严惩。最后皇帝虽然放过了刘宗周，但是心中已生厌恶之意。刘宗周再次上疏指责皇帝重用宦官及内阁无能时，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刘宗周被罢官免职打发回老家。

这一放逐就是七年，直到崇祯十五年老刘再次被召回启用为左都御史。没想到刘宗周依然故我，爱顶牛的臭毛病，看来是改不了。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熊开元因为得罪了崇祯帝被下诏狱，密旨拟处死。刘宗周则认为言官以言论获罪而下诏狱，本朝尚无先例，也有伤国体，于是便联络群臣奋起救之，据理力争。结果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刘宗周则再次被罢官。刘宗周终其崇祯一朝再也没有能够被启用。

刘宗周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阳明学派的继承人，道德学问为天下共推，言行恐过于激烈爽直，有时难免迂腐偏执，但是他对于王朝的忠诚、负责精神却是和当时腐朽没落官场充斥的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风气背道而驰的。他入仕三十多年，仕途三起三落，真正在朝为官四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蕺山脚下著述讲学，过着极其简陋清贫的生活。他虽然屡次犯言直谏，惹得皇帝很不高兴，但是崇祯皇帝对他的评价是“真直敢言”“清望出众”“贞标硕望”“有裨激扬”“廷臣莫及”。崇祯三年（1629年）皇帝专发大诰表彰刘宗周：

尔顺天府尹刘宗周纯忠峻行，亮节清修。学古不悦纷华，直希贤圣，萌心独严衾影，可质神明。

做为一名致仕朝廷高官，刘宗周的生活极为简朴，堪称清苦。依据《刘宗周年谱录遗》记载：宗周平时“不赴人饮，也不招人饮”。佐餐不过鱼蔬。在京都朝房中，上雨下风也不闻不问。当时法纪衰落，各级官僚动辄车马肩舆，而宗周独骑一匹羸马，蹩躄行于长安道，应该说宗周的简朴生活是内外一贯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浙江会稽知县赵士谔欲屡造访宗周，宗周皆拒而不答。有一天赵知县径至宗周卧榻前造访问疾，只见老刘家布帏缕缕百结，补丁成串，而所盖的一床被子也是破烂不堪。赵知县出去后对别人说：“梁泊莺、管幼安以上人物也！所谓处士纯盗虚声哉？！”对老刘表里如一的人品深表折服，他的品德高于梁泊莺和管幼安，是真正的君子，绝不是那种欺世盗名的所谓处士，他的凛然风骨是士大夫穷不失义的典型。

刘宗周和他的小老乡祁彪佳年龄上相差三十多岁，待人处事风格迥异，老刘崇尚简朴节俭，小祁不避奢华舒适。但是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却是殊途同归的，两人均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绝不结党营私，敢于犯言直谏而不避生死，在国破祚移之际，先后以身殉国。刘宗周在绝食离世之前，清军将领博洛曾经征召礼聘他出山，被他严词拒绝。曾经口授答复如下：

遗民刘宗周顿首启：国破君亡，为人臣子，唯有一死。七十余生，业已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其敢尚事迁延，遗玷名教，取议将来？宗周虽不肖，窃尝奉教于君子矣。若遂与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于铁钺焉而死，尤某之甘心也。谨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终言不再。

刘宗周之子刘灼录口授书并与未启封的的征书一并交付清军使者。宗周还嘱咐儿子：“此后但不应举，不做官。”刘宗周以耿耿肝胆。凛然气节为其精研笃实的学问和清辉灼天的亮丽操行，做出了壮烈的注脚，一位言行一致，始终如一的真正的君子型大丈夫。

有一点是共同的是刘宗周和祁彪佳都不见容于腐朽没落的官场体制，属于体制内被边缘化的人物。这说明明末的官场已经完全排斥着这些品学兼优的忠贞不阿之士，接纳都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拍马有术之徒，朝廷的精英已经排斥殆尽。但遗落乡野的明珠，最终也能拂去尘土熠熠生辉，他们终也成为帝国的忠烈之士而彪炳青史。

因而刘宗周和祁彪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闲居，只是在崇祯朝覆灭后被南明弘光朝再次短暂启用，但被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之徒再次排斥。他们终也难以避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遭到逆淘汰的悲剧性命运，直到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鲜血为帝王尽忠，为帝国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