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七黄道周和隆武帝的悲剧（第2页）

与刚刚覆灭的南明弘光朝皇帝朱由崧以及几乎同时建立的绍兴政权鲁王朱以海相比，朱聿键确有过人之处。

朱聿键生活刻苦，不尚奢华，体魄强健，精力旺盛，果决有为，受过治国之道的良好教育，关心公共事务。这些特点使他在明朝宗藩中是个惹是生非的角色，在圈禁皇陵高墙时几乎九死一生。崇祯十年五月，朱聿键大病一场，幸好有随行的曾王妃割下大腿的肉，救了他一命，他侥幸活了下来，因此也养成对于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王妃即后来的曾皇后言听计从，导致登基后的后宫干政。据《明季南略·曾后入闽》记载这位曾后：

性儆敏，颇知书，有贤能声。隆武每召对奏事，后辄于屏后听之，共决进止，隆武颇严惮之。[5]

也就是说，这位曾皇后知书达理，有贤惠的声望，朝廷奏对，她常常躲在屏风后面偷听，隆武帝对她既尊敬又害怕，每遇大事两人共同商量后才做出决定。

和一切继统的帝王一样，他初登宝座就封了一大批文武百官，对于拥戴和劝进有功的人员，一一加官进爵。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采为水胜伯。为了招揽人心任命黄道周、蒋德璟、苏观生、何吾驺、黄鸣俊等三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从未有过。

朱聿键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王中是无人可与匹敌的，黄道周在信中描述隆武帝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未所见也。”[6]（黄道周《与杨伯祥书》）不少史籍中记载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拒绝建造宫殿，不准为他准备豪华的别院，宫内执役人数也很少。他只有一位仍然没有子嗣的曾后，却拒绝纳取任何嫔妃，郑鸿逵一次掠取十二名美女进献，被他严词拒绝。如果是进献有价值的图书，他就非常乐意接受，视若珍宝，尤其是历史上的治道之书，甚至在亲征时，都要载运几千卷图书，以备阅览。朱聿键时时喜欢展露才华，亲自撰写几乎所有诏书和晓谕，往往洋洋洒洒，不假思索，立草而就。常常搞得身边那些以备顾问或者替代草拟文书的才智杰出之士们无所事事。

美籍学者司徒琳在她所著的《南明史·一六四四——一六六二》指出：

他基本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忽而如此，又忽而如彼，因各种可能的情况而已。因此他的许多上谕和诏书，常常彼此抵牾，自相矛盾。不消说，那个时代本身的特征就是动**不安，即使是最稳健、头脑最清晰的人来担当隆武帝的角色，也不可能不感到困惑。在弘光朝，谋求权势的大学士使“体制上”所不允许的全权，在鲁与隆武朝则是不做决策的人物来到君主身旁。不论哪一种情况，由于明朝体制中缺少宰相职务，本来就极困难的局势更加恶化了。[7]

无疑在隆武小朝廷儒学宗师黄道周是朱聿键最信任的大学士，因此被授予“首席大学士”的头衔，相当于内阁的首辅，因为他的严正方刚和深孚众望，无形中成了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客观上成了与海匪出身却掌握着朝廷兵权和财政经济大权的郑氏集团的对立面。

这种对立在小朝廷刚刚建立起就形成尖锐冲突。一般人来看，朝廷议事文武大臣的站班无关宏旨，只是一种形式，但是理学重臣和武装集团头目都很看重。理学重臣们将站班次序看成是对于朝纲礼仪的坚守，是守护君臣等级制度的关键；武装集团头目却认为是在朝廷中的高低位置摆放，是权重比例的标志，他们注重的是实际，想表现出权臣凌驾君王之上的欲望，时常表现出得意扬扬的有恃无恐。对于文官集团而言当然是可忍而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之事。因而开始就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文武党争由此拉开序幕，以后越演越烈，最后导致黄道周的负气出走。

郑芝龙自以为皇帝由己立，立足在自己地盘，吃着福建的粮，享受着自己赞助的俸禄，朝见时自然应当排在文武诸臣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坚持不让。在隆武帝的干预下，黄道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

在接着的一次朝见群臣时，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都御史的头衔。然而，这位朝廷的总监察官并不好当，郑氏集团处处予以刁难，何楷只能辞职返乡。最后在回乡途中遭到一伙假冒强盗的打劫袭杀，何楷看到伏兵持刀突然出现，心中已经明白这是郑氏集团所为。他镇静如常地说道：“知道你们想得到的是我脑袋，不要祸及其他无辜的人”于是伸出脑袋让他们来砍。何楷这一举动，使得贼们顿时愣在那儿了，停顿了几分钟，贼首赞叹道：“好一个部院，且取你的耳朵就可以了。”于是割下何楷的耳朵扬长而去。回去向郑芝龙兄弟报告，何楷已经被袭杀。隆武皇帝听说何楷被杀，悲伤地哭了好几天。当时有人作一对联说：

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由此可见，小朝廷建立初期，明末党争的阴影就开始笼罩在朝野上下。这个时候，郑芝龙将自己的儿子郑森安排到了朱聿键身边充当耳目。这个郑森就是后来坚持复明抗清的郑成功，即使自己的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清廷，他也绝不屈服，宁愿割舍父子关系也要坚持反清复明斗争，最终导致早已成为清廷手中人质的郑芝龙全家被宰杀在北京灯市口。老海贼当了叛徒之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据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载：

隆武帝没有子嗣，郑芝龙命令儿子郑森入侍，隆武帝赐国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辄先告芝龙。由是廷臣无敢异同者，宰相半出门下，何楷与芝龙争朝班不合，乞归，中途盗截其耳，诏追贼不得，兵科给事中也以忤芝龙去。有密告芝龙揽权者，隆武辄责芝龙。芝龙怒，佯欲谢去。隆武心知芝龙不可恃，无以制之，因复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芝龙潜中伤之。于是左右无一同心，皆郑人也。[8]

隆武朝的建立看上去文武人才济济，其实军政大权皆在郑芝龙手中，郑鸿逵、郑芝豹都是他的弟弟。郑芝龙开府福州，坐见九卿大臣，商量战守大计，大臣入见不作揖，告别也不相送。

朱聿键并不是一个贪图安逸，坐困一隅，贪图享乐的君王，他希望积极有所作为，展示新朝有能力收复失地。恢复故土，因而在军事上一定要有所作为，就是打出福建。经廷臣商议，需要兵员二十万，自仙霞关以外需要据守的有一百七十余处，每处守兵多寡不等，在冬天精心操练，明年春季出关。两路出击：一路出浙东，一路出江西，联络旧臣，准备收复失地，首先是收复被攻占的南京。

在隆武帝和廷臣们的不断催促下，郑芝龙不得不作出表面出兵的姿态，因为他也知道不出关无以收服人心，于是分兵为二，声言有万人，其实不满千人。以郑鸿逵为大元帅出兵浙东，以郑采为副元帅出兵江西。隆武帝甚至效仿汉代刘邦对于韩信筑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在福州近郊筑坛送他们出关作战。但是两位将领出关后就以等待军饷的名义不再前行。

郑鸿逵在仙霞关，郑采在杉关前逗留一月有余，朱聿键心急如焚，在宫内不停地发出命令催促出征，两人无动于衷。乃至隆武帝下诏切责“尚畏缩不前，自有国法在”，二将才不得已挺进关外。但是出关后二人再次按兵不动。看来郑家军是并不准备真正为王朝卖命的，他们的出关也只是形式上做做样子，骨子里依然想着保存实力。永胜伯郑采队伍逗留杉关，无论监军给事中张家玉如何催促，他一概不理，不久听说清军将至，拉起队伍就跑，三日夜退到蒲城。张家玉极为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诏削去郑采伯爵头衔。1646年（隆武二年）正月又因为郑鸿逵部将黄克辉从浙江江山县撤退回闽，隆武帝大怒，指责郑鸿逵“始则境内坐靡，今复信讹撤转，不但天下何观，抑且万世遗耻，未有不能守于关外，而能守于关内者”，下诏将郑鸿逵由太师降为少师。应该说隆武帝对于郑氏兄弟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的用心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当然不是屈从权臣甘当傀儡的儿皇帝，还是很有主见的，但是主见遇到握有实权的军阀，也只是空谈而已，他的谋复江山社稷也只是一场梦。

在这之前，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领有一月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夫人蔡氏叹道：“道周死得其所了！”皇帝的股肱大臣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完全是因为和郑芝龙不可调和的矛盾，负气自请督兵走出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义军。

然而，黄老先生毕竟一介书生，手无兵源，军饷奇缺，凭借着一身忠肝义胆，带着临时拼凑的三千兵卒，企图借助自己的声望和故旧学生募兵筹饷。掌握兵马钱粮的郑芝龙对于黄道周的出走正中下怀，既不拨给精兵，而且仅给了一个月的粮饷。师出不久，兵饷接济不上，黄道周只好利用自己名望，亲自书写委任状，沿途招募了一些忠勇之士。黄道周虽自称知兵，曾经注断过《广百将传》，但是从来未指挥过军队。部下兵将都是临时招募而来，仅凭一腔热血奋勇向前。他的学生李世雄在《再上石斋黄老师书》中说：

先生之行也，招募市人才三千耳，饷不给于国帑，而资于门生故友之题助，此一时义激慷慨耳，朝廷才给空门扎百十道，以当行银，兵事数月未可解，义助能够岁月例输乎？空剳可当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兵饱腾、人人致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住诸道数十万之方张之寇乎？[9]

应该说他的这位学生的一连串疑问的提出是十分有道理的。三千临时招募的新兵未经训练仓促成行，无疑乌合之众；国库没有充足兵饷给付，资金全部靠学生故旧赞助，朝廷给出的只是空头的委任状，以卖官鬻爵的钱来补充军事给养；支撑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义务捐助能够形成惯例维持长久吗？三千未经训练的兵卒能够阻挡数十万久经战阵的虎狼之师吗？但是面对质疑，黄道周已经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以卵击石，舍生取义，以死报效帝国。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条路走到底了。

十月初黄道周抵达广信（今上饶），募得三个月兵粮，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进攻，以堂·吉坷德的勇气和大明儒臣的凛然道义对虎狼之师展开战斗。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两路北上分攻婺源、休宁，不久三路皆败。十二月六日，黄道周率队向婺源出发，至童家坊，得知乐平已陷，二十四日，抵明堂里时遇伏兵，参将高万容逃队，于是全军崩溃。

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狱中吟咏如故，有诗云：

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

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

清廷派使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又羞又愧，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后绝食十二日，期间其妻蔡氏来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得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并给家人留下了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就义之日，其老仆哭之甚哀，黄道周安慰他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

黄道周因抗清死节，大义凛然！至南京东华门刑场上，向南方再拜，黄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其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同日被杀，人称“黄门四君子”。

讣讯传至福建，隆武帝“震悼罢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黄道周立“闵忠”庙，树“中兴大功”坊；另在漳浦立“报忠”庙，树“中兴荩辅”坊，春秋奠祭。清乾隆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改谥“忠端”；道光四年（1824年），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

黄道周留有绝命诗四首：

陋巷惭颜闵，纡筹负管萧！风云生造次，毛羽合飘摇。火厝难栖燕，江横怯渡桥；可怜委佩者，晏晏坐花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