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第二十五章 批捕（第2页）

新闻发布会以后，各大媒体纷纷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题目，挖掘不同的新闻点进行报道。一条条电讯，一篇篇报道，把“5·10”专案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新闻迅速地传播开来。

2月11日，我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检察庭一位姓刘的处长的电话，问我案件进展情况，我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我和刘处长有过一面之交，是在徐州的会议上。

刘处长说：“真是难为你们了，案件进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真的不简单。”他还特别问我：“赵喜贵批捕了吗？”

我说：“唉！别提了，我们已经报捕多次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足，都给退回来了。”

刘处长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认为我们搜集的证据很扎实，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但就是因为赵喜贵拒不认罪，没有他的口供，检察机关就认为证据不足。像赵喜贵这样的罪犯都批捕不了，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刘处长说：“不要紧，这些问题好解决。”他压低了声音，很谨慎地说：“中央领导有批示，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一听很兴奋，急忙问：“谁的批示？怎么批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电话里不方便说，我和我们铁检厅的鞠副厅长，今天晚上就上火车去郑州，会向你们传达的。”

我连连说：“好，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激动，又开始在屋里转圈了。

电话铃又响了，是铁路检察院批捕科的科长打来的。

这位科长说：“仲刚吗？我想了想，关于赵喜贵的问题，我看还是给批捕了吧。”

因为检察院这位科长原来也是铁路公安机关的，他是个老同志，我们是老战友，所以他一直亲切地喊我仲刚。

我一听很高兴，我急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把赵喜贵的案卷给您送到办公室。”

科长说：“不，不用了，我现在就过去拿吧。”

此刻，我觉得这位科长真好，赵喜贵终于批捕了。

来自中南海的重要批示，像和煦的春风使专案组的同志们倍感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与温暖；像进军的号令，使专案组的同志们更加振奋。

我组织专案组全体成员，全面传达和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大家听了以后很受鼓舞，虽然大家的年龄、性格、经历各有差异，但心情是一致的。自从专案组成立到今天，大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这么放松过。

我们当刑警的，实际上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样子，到了案件现场，就开始皱着眉头思考，怎么破案？什么时候案子破了，什么时候才会感觉有一丝轻松、有一丝快感。但是，一年到头总有破不完的案子，有时候是同时要破很多案子，老的案子破了，新的案子又在那等着你，总也没有轻松的时候。

学习会的气氛很活跃，平日少言寡语的同志也都纷纷发言。发言中，有的谈了自己参加这次特别活动的感受，有的对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有的对其他同志的出色表现作了肯定。谈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专案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这样高的评价，是对专案组的极大鞭策和鼓舞。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听着战友们高一声低一声的热烈发言，我也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作为一名指挥员，虽然也感受着成功的喜悦，但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专案的任务还很艰巨，把这些已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比前几个月抓人轻松。

大家都说完了。我环视了一下战友们，我说，中央和部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工作，落实批示精神。正像大家说的，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我接着说：“第六阶段从现在开始利用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抓好两项大事：一是做好查证工作，按照两部两院《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精神，本着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做好处理在押犯的工作。对他们再过一遍筛子，再报捕一批案犯，对已批捕的尽快起诉。争取使现已被捕起诉的、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能上大刑，罪大恶极的，像中央领导说的，应依法处以极刑；二是再派两个追捕组北上和南下，一定要再抓获一批罪犯。”

于是，“5·10”专案组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990年2月20日，赴东北追捕组由冯杰带队再赴碾子山，并计划回师白城，杀个回马枪。

同日，臧志恒带领第二追捕组南下，顺京广线南下，在信阳、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各大中火车站和有关地点扫**。

临行前，我奉李进永副局长的指示进行了战前动员。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惊叫道：“苏有庆逃跑了！”

“怎么跑的？”我的心“咯噔”一沉。

“在公安局院内候审时，捅开手铐和脚镣跳墙逃跑的。”

“什么时间？”

“下午三点半左右。”

我一看表，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立即会同预审科采取紧急措施，追捕堵截，当天报请铁道部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发至苏有庆原籍所在地、吉林白城市公安局并有关地方和铁路公安机关。

我知道，苏有庆是重案在身，该犯于1989年3月30日在郑州开往广州的243次列车上一次就盗窃郑州二七区的一个体户现金四万四千元，光这一桩就够判极刑。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一次盗窃三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

当天，派出一个追捕苏有庆的小组，专赴苏犯原籍所在地白城市缉捕。

待追捕工作紧急部署完之后，我开始追查苏有庆是怎么逃跑的。

原来，审查小组为了提高审查效率，把刚刚批捕的苏有庆从收审所提出来，准备连续在公安局机关内审查几天之后，再转押看守所。

那天下午，我召集大家传达学习中央领导的批示，审查组的同志就终止提审，把他铐在预审科门口的小院子里，让苏有庆双手抱在三角铁焊成的立柱上，分别戴了手铐和脚镣，把看管工作委托给预审科正常工作的同志，他们就去开会了。谁知，预审科的同志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等散了会，他们找苏有庆时，发现已经没有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