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董善眼眶发热。他知道,这是父亲的认可,也是传承的交接。
回到公司,一封内部通报摆在桌上:《关于西南基地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任命的通知》。李野位列副组长,排名第二,仅次于总部派去的协调领导。这意味着他已经实质性进入决策层。
他盯着那份文件看了很久,然后收进抽屉,提笔写下一份新的计划书:《京南集团新能源技术发展三年规划(草案)》。
没有抬头,没有公章,只有手写的三千字。里面详细列出了阶段性目标、所需资源、潜在风险以及可能带来的产业变革。他在结尾写道:“技术进步不会等待审批流程,历史只会记住那些敢于迈出第一步的人。”
他复印了十份,分别送给研发部、总工办、生产调度科等相关科室负责人。没人回复,但第二天,陆续有人找上门来。
“董工,你说的那个电池管理系统,我们这边有个实习生做过类似课题。”
“我们仓库还有几块进口蓄电池,一直没用,你要不要拿去测测?”
“我认识化工研究院的朋友,他们实验室有新型电极材料,我可以帮你牵线。”
零星的支持开始汇聚。
与此同时,西南方面动作频频。新闻报道中频繁出现“成渝工业走廊”“国企改革试点”等词汇,李野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地方报纸上,称其为“青年实干派代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穿着朴素工装站在工地前,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建的不只是厂房,更是一条通往未来的技术之路。”
董善看了录像带,笑了笑,对文乐渝说:“他说得没错,只是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未来。”
五月中旬,攻关小组完成了第一个原型??一辆基于老式邮政车改装的电动车。没有空调,没有助力转向,最高时速仅三十五公里,续航勉强达到八公里。但它确实靠电力跑了全程,且所有核心部件除电池外均为自主组装。
测试当天,整个三分厂的人都围了过来。
“真不动发动机?”
“这玩意儿能上路吗?”
“耗电厉害不?”
董善亲自试驾。车子缓缓启动,几乎没有噪音,只有轻微的电流嗡鸣。当他驶过厂区大门时,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
这一刻,比任何表彰大会都让他动容。
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天,我们让一辆车‘安静’地跑了八公里。也许明天,它能跑八十,八百。重要的是,它开始了。”
然而喜悦并未持续太久。
一周后,集团纪委突然介入调查新能源小组的资金使用情况。理由是“群众反映存在违规借用公物、私设小金库嫌疑”。几名参与项目的工程师被约谈,借调的仪器被紧急收回,连那辆试验车也被贴上封条。
显然是有人出手了。
马兆先虽未明言反对,但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当前重心在产能转移,不宜分散资源搞‘非主营探索’。”这句话成了打压的尚方宝剑。
董善没有争辩,只是默默整理所有采购票据、借用记录、加班台账,整整三大本,送到了审计处。
同时,他做了一件事??将全部技术文档复制一份,寄给了国家科委下属的《机械工业动态》编辑部,并附信说明:“这是一个普通工程师对中国汽车未来的思考。”
信件石沉大海,但他不在乎。他知道,只要留下痕迹,就有希望。
六月初,转机出现。
一位名叫周志国的西南经委干部来京开会,专程拜访文庆盛。两人闭门谈了两个小时。次日,文庆盛约董善喝茶。
“周主任问起你。”老人看着他,“他说,毕老当年带出来的人,个个都有股狠劲儿。他还提到李野,说那孩子踏实肯干,但‘心中有术,胸中少道’。”
董善不解。
“意思是,李野做事精明,但格局还不够。”文庆盛意味深长地说,“而你,虽然眼下受阻,可做的事,恰恰是毕老最看重的??自主创新。”
几天后,一封来自科委的回函抵达京南集团:《关于鼓励企业开展新能源汽车前期研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特别提到:“部分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自发探索值得重视,建议纳入行业前瞻布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