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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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天下午您路过冬西埃尔，碰巧我又有空，您也可以到司令部来找我。不过，我很难得有空。”口气之冷淡，让勉强邀请的客套大大地降了温，好像生怕布洛克拿它当真。不过罗贝尔说不定也担心我一个人未必肯去，还以为我跟布洛克的交情比我说的来得深，这样就可以让我一路上有个同伴，有个领跑。

我真怕这种口气，这种暗示对方不要接受的邀请方式，会让布洛克不高兴，心想圣卢还不如什么也别说倒好些。可是我错了，火车开走以后，我和布洛克从火车站一直走到两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然后我回酒店，布洛克回他的住处，这一路上，布洛克不停地问，我们哪天去冬西埃尔，因为“圣卢那么客气”，他要是不去看看圣卢，“未免太失礼了”。我很高兴他没有看出，至少还没有太不高兴，还愿意装作没有看出，那个邀请的语气是很冷淡，甚至不客气的。不过我为他着想，还是希望他不要马上去冬西埃尔，免得成为笑柄。我想告诉他，他太着急了，圣卢可并不像他这么急切。可是我不敢这么说，怕他听了不开心。他实在是太着急了，虽说在他身上有好些很明显的优点，都是行事比他谨慎的其他人所没有，都是可以用来补赎诸如此类的种种缺点的，但他毕竟做得太过分，都让人受不了了。照他的说法，我们这星期非去冬西埃尔不可（他说“我们”，我想是因为他毕竟还是希望我也去，好有个说辞）。这一路上，在绿树掩映的体育场前，在网球场前，在市政厅前，在卖海鲜的店铺前，他都停下来，央求我定个日子，因为我一直不肯这样做，他临分手时悻悻然地对我说：

“您请便吧，阁下。反正，我是非去不可的，既然他邀请了我。”

圣卢总怕他对外婆的谢意表示得不够，两天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要我代他再次向外婆致谢。信是从他驻防的城镇寄出的，邮戳上的镇名仿佛奔我而来，告诉我在路易十六骑兵团的营房里，他在思念着我。信笺上印有马桑特的族徽，我认出那是一头狮子高踞在一个花环之上，花环下端是一顶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软帽。

“旅途很顺利，”他在信上说，“一路上都在看车站买的一本书，是阿韦德·巴里纳写的（我想这是个俄国人，一个外国人能写得这么好，我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您知识渊博，书读得多，这个作者的情况想必您也了解），可现在我又回到粗俗的生活中来了。唉，我觉得这就像流放，我留在巴尔贝克的那一切，这儿都没有了；在这种生活中，既没有温情的回忆，也没有智慧的光芒；这样的生活环境，大概会让您感到鄙夷，然而它也并非全无可爱之处。自从我上次离开以后，好像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你我缔结友谊的时期开始了。我希望它永远没有终止的一天。我只跟一个人说起过这个时期，说起过您，那就是我的女友，她在我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来这儿陪了我一个小时。她很想认识您，我相信你俩一定很谈得来，因为她也非常喜欢文学。至于我那些同伴，尽管他们都是些很出色的小伙子，我却避开了他们，跟他们说这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我只想静静地回想我俩的谈话，重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分手后的第一天，我几乎宁愿独自一人来回忆跟您一起度过的分分秒秒，连信也不给您写。可是您感情那么细腻，那么敏感，我又怕您收不到我的信，会为这个粗鲁的骑兵——倘若您多少还肯劳神想着他的话——担惊受怕，您要是想让他少却几分粗俗之气，变得稍许文雅一些，您可得好好使劲儿哦。”

我还没认识圣卢那会儿，曾经想象过他给我写信，圣卢这次的来信，其实就像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中的那些信一样充满柔情，而当时初次相会时他那冷淡的态度，一下子把我从幻想中拉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幸好，它毕竟不是永远这么冰冷冰冷的。收到这封信以后，每次午餐时邮件送上来的时候，如果有他的来信，我都会一眼就认出来，信就像一个人不在时所显示的第二张脸，就凭这张脸的轮廓线（笔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如同我们可以从他鼻子的格局或嗓音的抑扬看到一样。

现在，侍者来撤掉桌上的餐具时，我总是耐心地坐在餐桌旁边，倘若这不是那帮少女到大堤上来的时候，我就并不一味望着大海那边。看了埃尔斯蒂尔的水彩画以后，我尝试着从周围的事物中去发现诗意：依然斜放着的餐刀，透出停顿的意味；一块折皱的餐巾圆圆地鼓起，阳光为它添上一块丝绒般的黄色；喝了半杯的玻璃酒杯，越发显得身姿婀娜，有如凝聚着浓缩的日光的半透明杯底里，剩留的红酒色泽很暗，却闪烁着点点光亮；器皿移动着位置，里面的**在光照下变幻着颜色；高脚水果盘里剩下的半盘李子，从绿变到蓝，又从蓝变到金黄：古色古香的椅子，每天两次给请到餐桌跟前，桌布就像铺在美食节的展台上，牡蛎的壳里还有几滴晶莹的液汁，宛若石雕的圣水盂里的圣水；我想方设法从以前没留意的地方，从最常见的物件，从静物的深沉生命中探寻美的真谛。

圣卢离去几天以后，埃尔斯蒂尔经不住我的撺掇，答应举办一次小型聚会——我在这个聚会上可以见到阿尔贝蒂娜。我春风满面、风度翩翩（这是暂时的，归功于长时间的休息和精心的打扮）走出大酒店时，颇为没能把自己的魅力（以及埃尔斯蒂尔的声望）用于征服某个更加有趣的人而感到遗憾，我的魅力仅仅用于赢得认识阿尔贝蒂娜的这点欣喜，未免可惜了。既然肯定能见到阿尔贝蒂娜，我的理智就不觉得这份欣喜特别珍贵了。可是在我心里，意愿不曾有片刻分享过这一感觉。无论我们的性格怎么变来变去，意愿永远是这种或那种性格的义仆；他不显山不露水，不为人看重，却始终忠心耿耿，不管我们如何变来变去，一刻不停地为我们打理操劳，唯恐我们缺这缺那。原来打算好的一次旅行，眼看就要成行，理智和情感却发难了，说得好好想想是否值得这么走一趟，意愿了解这两个好说闲话的主子，知道倘若旅行泡了汤，他俩即刻就会觉得这次旅行如何如何精彩。意愿听任他俩在火车站前喋喋不休，越说越拿不定主意；不过，他先去买好了车票，在开车前把我们安顿在了车厢里面。他的不变，堪与理智和情感的多变媲美，但由于他总是三缄其口，从不申述理由，所以他的存在几乎被人忘了；但当我们身上其他的性格元素确确实实知道自己没辙的当口，他们就会跟着他，按他始终如一的决定行事。所以，当我瞧着镜子，心里想着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指望把这些徒有其表的小饰物留着，到下次再派用场的时候，他俩还在为是否值得去结识阿尔贝蒂娜而争论不休呢。不过我的意愿没让我错过出门的时间，他交给车夫的正是埃尔斯蒂尔的地址。事已如此，理智和情感纵然觉得可惜，也只好罢休了。倘若意愿给的是另一个地址，他俩十有八九也会给蒙在鼓里。

过了没多久，我来到埃尔斯蒂尔府上，起先我以为西莫内小姐还没来。是有个姑娘坐在那儿，但她穿着绸裙，没戴帽子，我没法儿把她跟那位头戴马球帽、推着自行车在大堤上走过的少女在我心中留下的倩影吻合起来，我在这个姑娘身上既没见到那头美丽的秀发，也没认出我心仪的鼻子和脸色。可她就是阿尔贝蒂娜。但我知道以后，仍然没去和她打招呼。一个人年轻时，逢到社交聚会的场合，他的自我就会不复存在，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人，置身沙龙这个全新的天地，受另一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全神贯注于跳舞、牌局以及周围的男男女女，倒像这些第二天就会被忘记的人和事，比什么都重要似的。为了过去跟阿尔贝蒂娜谈上话，我不得不沿着一条不由我安排的路线往前走去，先是停在埃尔斯蒂尔跟前，然后从一群群来客旁边经过。有人在告诉他们我的名字，随后沿着自助餐台往前，停在那儿听着刚开始演奏的音乐，吃了人家递给我的草莓挞。我觉得，这么一路走来的这儿一停那儿一停，似乎都跟认识西莫内小姐一样重要，把我介绍给她，只是其中的一停而已，在那以前几分钟，我居然完全忘了这是我此次前来的唯一目的。不过，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幸福也好，巨大的不幸也好，又都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等待了一年之久的那个让人欢喜或是心忧的答案，心爱的人儿却是在大庭广众告诉我们的。有那么多人在场，你必须继续跟人交谈，一个接一个地转换话题，做足表面文章，往往还没来得及等那藏得很深而又局限在一点附近的记忆露头，不幸就已经降临了。倘若那不是不幸，而是幸福，那么有时候会在过了好几年以后，我们方才想起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在当时，比如说在某个社交聚会上，尽管我们去那儿的目的就是期待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它，甚至几乎都没意识到它的存在。

埃尔斯蒂尔要我过去，想把我介绍给坐在稍远处的阿尔贝蒂娜，可我先吃下了一块咖啡蛋糕，还饶有兴味地请一位刚认识的老先生给我仔细讲讲诺曼底某些集市的情形，这位老先生称赞我插在纽孔里的玫瑰花漂亮，我正想取下送他来着。这并不是说，接下去和阿尔贝蒂娜的认识没让我感到快乐，或者在我眼里没什么要紧。这种快乐是回到酒店，独自待在房间里，重又变回原来的我以后，才体味到的。快乐，就好比拍照，心爱的人在场时，你得到的仅仅是一张底片，要等回到自己的住处，进入内心的暗房，把底片冲印出来以后，看到的才是照片。而这暗房的门，有外人在场时永远是禁止开启的。

虽然认识阿尔贝蒂娜的喜悦如此这般地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次介绍的重要性，我却是立即就感觉到的。被介绍给别人的当口，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就像一下子中了头彩，拥有了一张已经寻觅了几个星期的，日后可以兑现快乐的凭单。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得到这张凭单意味着一些事情的终结：不仅那艰难的寻觅——这样的寻觅反而让我们充满喜悦——就此结束，而且某个在我们的想象中变了形，我们惴惴不安地生怕没法儿结识他，他也就因此变得非常高大的那个人，也就此不再存在了。一旦我们的名字从介绍人口中说出，尤其是（像埃尔斯蒂尔这样）加上了好些赞美之词——这一庄严的时刻，好似童话故事中巫师念咒把一个人变掉的那一刹那——我们心心念念想去接近的那个姑娘就消失了，先不先，她怎么还可能是原来的样子呢，既然——这位陌生的姑娘总得注意一下我们的名字，而且对我们看上一眼——在昨天还位于无穷远处的双眸（我们以为自己那游移不定、无望而散乱的目光永远也不会和她的目光交会）中，我们所寻找的意识清晰的目光、莫测高深的思绪，已经神奇而又自然地被我们犹如在一面冷笑着的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形象取代了？虽说我们转化为原先好像不可能的另一个人，这件事本身就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我们刚被介绍给她的那位姑娘，但是她的整个形态还是相当模糊的；我们不禁会思忖，她究竟是神像、桌子还是脸盆。然而，这位陌生的姑娘就像吹制蜡像的匠人（他们在五分钟里就能当场吹出一个半身像）一样灵巧，她只要过来对我们说几句话，刚才那个形态就会清晰起来，具有一种很明确的意味，将我们的欲念和想象在前一天做出的种种假设排除殆尽。也许，还在她来参加聚会之前，阿尔贝蒂娜就已经如同一个我们既不认识，也没有看清容貌的过路的姑娘那样，不再完全是我们值得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刻刻萦绕于怀的那个唯一的人儿了。她和蓬当夫人的亲戚关系，限制了许多美妙的假设，这些假设所能伸及的通道中，有一条已经给堵住了。随着我和她的接近，我俩渐渐熟悉起来，我对她的了解却做起了减法，想象和欲念的每个细节，都被一种价值远远小得多的概念所取代了，这种用于人际关系的概念，有点类似于金融机构赎回原始股份以后所发放的，被称作红利的那个东西。她的名字，她的亲戚关系，为我的想象设置了第一层限制。当我在她身旁，看着她脸上长在眼睛下面那颗小小的美人痣的当口，她和蔼的态度又成了第二道界线；临了，我听见她把“完全”说成“端的”，不由得感到吃了一惊，她是在谈论两个人时这么说的，对其中一个，她说：“她端的是个疯丫头，不过人倒是挺好的。”对另一个则说：“那位先生端的乏味。”虽说“端的”这个说法听上去不大舒服，但它毕竟表明一种文化程度，一种修养，我原来还想不到骑自行车、拿高尔夫球杆的狂欢女神有这点修养呢。不过这只是阿尔贝蒂娜的第一变，她在我眼里还得有好多变呢。我们在某人脸部近景中所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倘若我们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们就会呈现另一种形态——正像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你若沿着一条轴线去看，可能觉得很凌乱，但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就会感到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起先，我觉着阿尔贝蒂娜的神情怯生生的，毫无咄咄逼人的意味；我对她说起别的姑娘时，她不是说“她没什么派头”，就是说“她样子挺怪的”，我听着就心想，她不见得就那么没教养，好像还是挺斯文的；后来她脸上有个地方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红得出奇，叫人看着挺不舒服的太阳穴（而不再是在那之前我常常想起的奇特的眼神）。不过我这还只是看了第二眼，接下去想必还有的要看的呢。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只有一边往前一边回头，认清刚开始时哪儿看走了眼，才会对一个人有准确的认识——如果这样的认识有可能的话。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物体，就在我们校正对他的观点的当口，他本身也在改变，我们想要赶上他的变化，他却又换了地方，最后我们以为终于把他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好不容易捕捉到的，只是他先前的形象而已，那已经不是现在的他了。

然而，对我们一下子看不清楚，但可以靠想象来接近他的对象，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去走近他，这个过程尽管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一次次带来失望，是使我们的欲念一直保持新鲜感的必由之路。有的人出于怠惰或羞怯，直接就往已经认识的朋友那里而去，事先既没有想想他们的样儿，路上也不敢停下来看一下自己挺想看看的人或物，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沉闷乏味啊!

我回去的路上想着这次聚会，眼前又依稀看到让埃尔斯蒂尔领到阿尔贝蒂娜跟前去之前吃下的那块咖啡蛋糕，还有送给那位老先生的玫瑰花，一定的环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看似不经意地特地选择一定的细节，构成一幅与人初次相会的回忆图景。可是这幅图景，我似乎觉得是从另一个视角，从远离自己的地方去看的，当我在几个月后不胜惊讶地得知阿尔贝蒂娜也还记得这些的时候，我明白了它们并不仅是为我而存在的。这时，我跟阿尔贝蒂娜说起第一天认识她的情形，她居然也对我说了蛋糕和我送掉的花儿，这些事情，我不能说只对我个人有意义，但我一直以为除了我是不会有人注意到的，可现在我发现它们转化成了一种我意料不到的形态，存在于阿尔贝蒂娜的思绪之中。

就在这第一天，回去的路上我眼前浮现出刚才提到的那些场景，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那完全是一种魔术在起作用，让我和代替我在海边见到的姑娘的某个人谈了一会儿，技艺高超的魔术师把她变得跟我在海边跟了那么久的姑娘没有一点相像之处。其实，我事先应该料到这一点的，因为，海滩上的那个姑娘是我心造的呀。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在和埃尔斯蒂尔的交谈中，已经把这个人认同为阿尔贝蒂娜，我感到自己对她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理应信守自己对想象中的那个阿尔贝蒂娜许下的爱的承诺。当你通过第三者订了婚，你会以为自己接下去就必须娶这个中介人。不过，虽说只要想起她那得体的举止、“端的平常”的说法，还有那红红的太阳穴，我的焦虑就会平息，至少暂时从心头消失。但是这样的回忆会在我心头唤起另一种欲念，它虽然温情脉脉，并不痛苦，有如一种兄弟情谊那般，但时间一长，它还是会变得很危险，会让我随时都想把这个新出现的人儿拥在怀里，她的斯文，她的腼腆，还有那出乎我意料的易于接近，都让我那无谓的想象就此中止，却又使我萌生了一种充满柔情的感激之忱。然后，由于记忆立即冲洗出一张张相互独立的底片，在这一系列的底片中，记忆抹去了这些场景之间所有依存的关系，即使抽掉最后一张，前面的那些未必会受任何影响。面对我和她交谈过的这个普普通通却又颇为动人的阿尔贝蒂娜，我仿佛看见了面对大海的那个神秘的阿尔贝蒂娜。现在那都是回忆，也就是说，都是我不觉得其中有哪一幅格外真实些的图景了。那次聚会过后，我想回忆阿尔贝蒂娜长在眼睛下面的那颗美人痣，记得她离开埃尔斯蒂尔家那会儿，我看见这颗痣是在下巴上。总之，我见到她时，注意到她有颗美人痣，但过后，我那游移不定的记忆就带着它在阿尔贝蒂娜脸上游**，一会儿安在这儿，一会儿安在那儿了。

尽管我在西莫内小姐身上没看出有什么跟我认识的别的少女不同的地方，因而感到颇为失望，但正如我对巴尔贝克教堂感到失望并不妨碍我向往坎佩莱、蓬达韦纳[248]和威尼斯一样，我暗自心想，就算阿尔贝蒂娜跟我的期望不相符，我至少还可以通过她来认识她的那帮女友。

一开始我觉得恐怕事情不会顺利。因为她还要在巴尔贝克待很长时间，我也一样，所以我心想，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主动地去跟她见面，一切听其自然，总会有机会碰到的。可是我每天都会远远地见到她，而我跟她打招呼，她总是回应一下就了事，这叫我非常担心，万一整个夏季天天都是如此，那事情不就吹了嘛。

不久以后的一个早晨，天刚下过雨，带着几分凉意，只见海堤上有个少女向我走来，头戴小圆帽，袖着手笼，与我在埃尔斯蒂尔家聚会上见到的那个少女判若两人，要让脑筋转过弯来，认出那原来是同一个人，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脑筋总算还是转过来了，不过中间等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我那副惊愕的神态，想必没能逃过阿尔贝蒂娜的眼睛。由于我对她的斯文感到的惊讶记忆犹新，所以接下去她那种粗鄙的语调和少女帮的做派，着实又让我大吃一惊。再说，这时候太阳穴也不再是她脸上的视觉中心，看上去好像已经没事了，也不知是因为我站在了另一侧，还是那顶帽子遮住了太阳穴，抑或是那太阳穴并非天天都在发炎。

“什么鬼天气!”她冲着我说，“还说巴尔贝克永远是夏天呢，吹牛皮!您在这儿敢情什么事也不做呀!从没见您打过高尔夫，也没见您去游乐场跳过舞；您也不骑马，您不觉得闷得慌吗？您不觉得一天到晚待在海滩上，人都变傻了吗？嗐!您就喜欢叉手叉脚晒太阳？您又不是没时间。我看哪，您可一点不像我，我样样运动都喜欢!您没去索涅看过赛马？我们是坐呜呜车去的，我知道这种破车您是不肯坐的!一路上开了两个钟头!我要是骑车的话，都打三个来回了。”

由于本地的小火车要转数不清的弯儿，圣卢顺口把它说成“扭扭车”，我当时听了好不佩服，如今听阿尔贝蒂娜轻描淡写地管它叫“呜呜车”和“破车”，我更是肃然起敬。我感到她对某一种指称方式已经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很怕她发现我在这方面的无能并因此看不起我。至于这帮少女用以指称这条铁路的同义词有多么丰富，我当时还没机会领教呢。阿尔贝蒂娜说起话来，头部不动，鼻翼夹紧，只有唇端在一开一合。所以她的嗓音总带着拖腔，鼻音很重，其中也许包含了外省人的遗传、年轻人对英国人冷漠的模仿、外国家庭女教师的影响，以及鼻黏膜充血性肥大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么拿腔拿调，按说会让人听着挺不舒服的，不过当她跟人家熟悉起来，顽皮的孩子气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以后，这种腔调很快就不见了。对我而言，这种腔调既特别，又让人着迷。只要一连几天没遇见她，我就挺直身子，头部不动，学着她那鼻音很重的音调不停地说：“从没见您打过高尔夫。”给自己提提兴致。这时，我觉得她就是我最想望的人了。

这天早上，大堤上人们在散步，不时有人停住脚步，一对一对地站在这儿或那儿，彼此交谈几句，然后又分开，各走各的路，我和阿尔贝蒂娜就是其中的一对。我趁着她立定不动的机会细细观察她，终于弄清楚了她那颗美人痣到底长在哪儿。凡特伊那首奏鸣曲里有一个乐句让我听了着迷，可是它始终在我的记忆中游**不定，时而在行板那儿，时而又在曲终处，直到有一天我有了乐谱在手，才找到这个乐句，并在记忆中将它固定，放在了谐谑曲的位置上。那颗美人痣也是这样，我凭空回忆时，它一会儿在脸颊上，一会儿在下巴上，可这会儿它好端端地长在鼻子下面，上嘴唇上面。这又好比我们在看戏时，出其不意地听到了自己背得挺熟的诗句，不由得感到很惊讶。

正在这时，仿佛为了在大海的背景上自由自在地变化形态，尽情展示少女的美丽队列沐浴在阳光和海风中，身披金黄和粉红色彩的绚丽的整体装饰效果，阿尔贝蒂娜这群双腿修美、身肢柔软，却又彼此各不相同的女友，排成一条直线，在离海更近的地方，向我们的方向走来。我请求阿尔贝蒂娜允许我陪她一起走走。可惜她只是挥挥手朝她们打了个招呼。

“您不过去，您的女友要埋怨您了。”我对她说，心里盼着我们能和她们一起散步。

这时一个五官端正的小伙子，手里拿着球拍，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那个在巴卡拉牌桌下豪注，引起主审法官夫人愤慨的年轻人。他神情冷峻，不动声色地向阿尔贝蒂娜打了个招呼，他想必觉得这副神态能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

“您从高尔夫球场来吗，奥克达夫？”她问他，“您怎么样？打得还不错吧？”

“嘿!别提了，我打得真臭。”他回答说。

“安德蕾也在吗？”

“在，她打了七十七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