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弋人射雁,素手调醯,以尽一夕之欢,本来是人们正常、合理的生活。但是,被他们所射所烹所吃所喝的,却是值得人深表同情的失群孤雁。这岂不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无时无刻不在酿造悲剧的象征?世俗功利生活中人生之残酷,人性之残忍,一经王国维指出,真令人不寒而栗!只有悟到这一点,这种人生,这个世界才会引起人的怀疑。
其次,要意识到人生在世,还有一些不可抵御、抗拒的痛苦。除上述因人的社会处境而产生的痛苦外,还有一些自然因素也令人惊悸不已。《蝶恋花》云: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问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百尺朱楼上的窈窕之人自然是世俗生活中自以为已能满足欲望的富贵之人,楼下大道上的行人自然是正辛辛苦苦为名为利而奔忙的人们,楼上的人认为楼下的人渺小,楼下的人认为楼上的人值得羡慕,但“一霎车尘生树杪”,年光匆匆,无论是楼上人还是楼下人都只能在凡尘中老去,不伤心也得伤心。由此,凡俗人生有什么值得留恋,功名利禄有什么值得夸耀,就是必然袭上每个人心头的问题。
第三,还要能从这种种残酷中跳出来,反观自己和众生在红尘中的渺小相、可怜相。又一首《浣溪沙》云: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登上了高峰,再反观红尘中的众生和与众生具有“同一意志”、相同缺陷的自己,就会感到在滚滚红尘中盲奔盲走,苦苦挣扎,互咬互噬,浑然不觉种种残酷的众生和自己是多么渺小、可怜。由此,便产生了觉悟,产生了对众生的同情和怜悯,产生了要将盲奔盲走的众生从醉梦中唤醒的冲动。《嘲杜鹃》诗二首云:
去国千年万事非,蜀山回首梦依稀。自家惯作他乡客,犹自朝朝劝客归。
干卿何事苦依依,尘世犹来爱别离。岁岁天涯啼血尽,不知催得几人归?
这两首诗以被逐他乡的杜鹃催人还乡的典故为喻,说明觉悟了的人虽然承载着自身尚不能解脱的悖论,却在苦苦地召唤着在欲海中沉浮的众生回归灵魂栖息的家园,哪怕徒劳无功,也要永不歇息!
第四,要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有所觉悟,有了“无生主义”理想,但由于个体解脱、众生“寂灭”均不可能,也不能对“理想”抱不切实际的奢望。“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又一首《蝶恋花》云: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
陌上轻雷听渐隐,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它以男女恋情为喻,说明“理想”虽有,但其实现只能在梦中,醒来之后,却只能痛感“人间只有相思分”。
于是,人虽然从世俗苦难中挺立出来了,却站到了茫然四顾、歧路纷披的十字街头。这就是人处在“第一境界”时领悟的滋味,形成的心态。
第二种境界是择一而从、执着追求、殉身无悔的境界。这里所择之“一”,显然不可能是被王国维否定的“乐生乐世”“混生混世”的生存方式,也不可能是他认为不可能真正解脱的“出家”“成圣”“寂灭”的生存方式,而只可能是以出世襟怀做入世事业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这种生存方式,才可能成就不超离世间也只有在世间才有价值的“大事业大学问”。
这种生存方式当然包含着“出世”“入世”的矛盾,是一个悖论。但从王国维前面的论述来看,它却是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一个人如果领悟了社会处境的悲剧性、生命的悲剧性而又不愿意自杀,不愿意走貌似可能实不可能的出世之路,就只能怀抱“正义”之德、“博爱”之怀重新入世,做既能维护人的尊严,维持自己生存又有益于人类的事业。这是一条险仄之径,但也是一条可能之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地走下去,才是人生正途,才能为成功创造可能。
第三种境界是达到目标的成功境界。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发生在某一瞬间的偶然性遭际,并不具有必然性。“寻他千百度”而不偶然“回头”,偶然“回头”而“那人”不在,都是可能的。因此,与其说王国维预约、承诺了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的成功,不如说他最终留给人的不过是“偶然性”“可能性”的奥秘。但尽管奥秘存在,人也应该、只能这样一个境界一个境界地走下去。
王国维终于用他的“三境界”说建构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生存方式,指出了一条可能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