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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及中外天津条约的签订（第1页）

第三节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及中外《天津条约》的签订

英、法、美等国提出的全面扩张其在华侵略特权的修约要求，被清政府以坚持成约、只允择其一二条“无关大体”者酌情变通的态度与阻挠推诿的做法一再拒绝。三国公使南来北往，数年之间迄无结果。于是，他们分别向本国政府报告，宣称欲达到全面修约目的，必以武力为后盾，建议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积极”的措施。而此时，英法两国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取得胜利，双方三国签订巴黎和约，欧洲战事结束，英法两国随即伺机挑衅，制造事端，蓄谋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即东向谋求在远东权益的扩张，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美国亦企求在英、法等国对华侵略战争中趁火打劫，攫夺更大的侵略权益。于是，在鸦片战争结束14年之后，英法两国再次挑起了新的对华武装侵略战争，因这一场战争的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一　战争的借口：马神甫事件与“亚罗”号事件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克里木战争法国和英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利害一致，使两强有可能并且有精神准备对中华帝国采取共同行动。不管是外交上进行干涉也好，还是军事上进行干涉，要找些借口总是轻而易举的事！”英法两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分别是1856年10月发生的广东“亚罗”号事件和同年2月发生的广西马神甫事件。

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都有关于允许外国人在五口传教、中国官吏对外国传教士一体保护的规定。法国更是得寸进尺，逼迫清政府于1846年2月20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明诏弛禁传教，并发还康熙年间封闭的天主教堂址等。但清廷的诏谕中同样保留了对外国传教士及中国教徒的某些限制，即“其有借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借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但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传教士不顾条约规定，公然无视清政府的法令，屡屡潜赴内地传教，更在外国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庇护下，假传教之名，行不法之实。1853年（咸丰三年），法国巴黎外国宣道会传教士马赖由广州非法潜入贵州，再由贵州天主教会派遣，偕其助手和中国信徒白小满和曹贵，潜赴广西西林县传教。他们到西林后，广收无赖匪棍入教，包庇教民横行乡里、抢掠**、胡作非为，激起民愤。1855年夏天，西林乡民将马赖告至县衙，西林知县黄德明慑于公愤，派勇将马赖带至县署，劝其离境。马赖离开西林不数月，复于是年冬天再度窜入西林。而此时西林县知县已由张鸣凤接任，他一改前任知县迁就曲护的做法，对不法教徒严加惩处，处死多人，并据朝廷法令，限令马赖离境。但马赖未加理睬。1856年2月24日，马赖与其25名中国教徒同时被捕。3月5日，西林县当局在审讯之后，将马赖、白小满、曹贵处死。是为“马神甫事件”，又称“广西西林教案”。当时，法国与英、美等国互相勾结，企图逼迫清政府全面修约而不得结果，正千方百计寻找武装侵略中国的口实，在得知此事后，乃决定抓住这个借口，挑起侵华战争。9月28日，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为此曾与英国驻法大使考莱会谈，声称法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从这次残忍的凶杀事件中得到充分补偿。如果法国代办谈判失败，而且他手头没有足够的兵力的话，就打算从本土派一支远征军去”。同时，法国政府希望“倘一旦必须采用压迫的手段时，英、美两国政府是会和他们联合一致，为遭受惨杀的无辜基督教徒复仇”。

当法国政府企图利用马神甫事件，蓄意联合英、美等国挑起对华侵略战争之际，英国当局也在处心积虑地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恰在此时，发生了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带领兵勇登上停泊在海珠炮台近码头的一艘由中国人苏亚成拥有、聘用一个英国人当船长的走私船“亚罗”号，逮捕了船上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闻讯，立即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声称水师上船捕人，违反了中英《虎门条约》第9条的规定；他还造谣说，广东水师曾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也是对英国的侮辱，因而蛮横地要求叶名琛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叶名琛当即照复拒绝。

巴夏礼援以为据的中英《虎门条约》第9条与此案有关的规定是：若有华民因犯法避匿于英船，凡由英官查出者，应交由华官处治；若华官先查而英官尚未查出者，“则结官当照会英官，以使访查严拿”。而事实上，“亚罗”号既不是英国船，而且在事件发生时，船上也并未悬挂英国国旗。该船由中国人苏亚成造于1854年，后辗转卖给波碌行买办方亚明，并由方亚明依据香港1855年第4号法令在港注册，取得自1855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1年的执照。但是，港英当局公布的该第4号法令直到1856年2月才被通知获得英王批准。也就是说，“亚罗”号由中国人拥有而注册为英国船，其所依据的法令在其注册时是无效的，因此它并不能被认定为是英国船。而且在事件发生时，“亚罗”号所注册的执照有效期限已过，它也并不能再受到英国领事的保护了。至于巴夏礼所称中国水师扯下英国国旗，更是无中生有。英国前任首相德比在议院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时的演说中称：“亚罗”号是“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而“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当时“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

其实，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也很清楚这一点。事件发生后，巴夏礼即向其报告。包令在10月11日回复巴夏礼时即曾明言：“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九月二十七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接受保护。”但是，包令等人已决定利用这次事件为借口，借题发挥，扩大事端。他竟无耻地对巴夏礼称：“不过中国人是不知道执照过期的，除去船主是英国臣民的推断外，他们也没有宣称他们有任何其他进行干预的根据。”很显然，英国侵略者企图用欺诈手段造成虚假的口实，进一步实现其武力修约的侵略政策。10月16日，包令又和巴夏礼商议：“我们可否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入城问题呢？如果可以，我就准备和全部舰队一齐赶来。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一块踏脚石，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重要的结果。”

于是，10月21日，英方悍然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广东当局道歉，礼还全部被捕的“亚罗”号水手12人，并限在24小时之内满足英方要求，否则便以武力解决。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多年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主要手段是在天朝大国观念支持下的自大与自闭，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并未十分了解，始终认为西人最为看重通商，凭此一端便可制敌之命。故而在与英、美等国公使、领事交涉时，多施推诿与回避故技。一旦外人把兵船开至广州城外，以武力相威胁时，他立即惊慌失措。22日，他被迫同意英方全部条件，并在限期之前1小时将被捕水手全部送还。但英方既已打定主意，借端挑起战争，乃复寻找借口，既不接受水手，也不收受叶名琛照会，悍然发动了对广州的军事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拉开序幕。

10月23日，英军开始进攻沿江炮台，突入内河，夺占猎德、龟江及凤凰冈、东安、西固、海珠等处炮台。叶名琛平日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外敌当前时，却又强作镇静，不但不作应战准备，反下令水师不许放炮还击，认为英人急望通商，必无大事，“日暮自走”。24-25日，英军继续进攻。27日，英军“攻击城垣，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焚烧”。10月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进广州城内，并将叶名琛衙门抢掠一空。但由于当时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出广州，退据虎门，等待援军。

二　英法联军侵华与四国公使的联合行动

此时，英国国内在发动一次新的侵华战争问题上态度并不一致。当包令、巴夏礼等人利用“亚罗”号事件对广州发动武装进攻，并向国内鼓吹侵略战争时，当时英国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对包令等人的行为斥之为“极端无耻”，包令对巴夏礼所声称的“亚罗”号无权享受英国保护的事实，“对于领事要求叶承认它的英国身份的权利并不受到影响，理由是叶对注册过期的事情是被蒙在鼓里的。议员布利沃·利顿认为包令提出的论证是卑鄙的；谎言中包含着一种对真情的故意的隐瞒，谎言和撒赖是和英国的荣誉不符的”。而在英国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之前，英国首席检查官也曾对内阁提出警告，“认为从法律观点来看，政府所提出的事实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是，巴麦尊内阁却坚持主张利用这一事件，挑起战争，以达到它全面扩张在华侵略权益的目的。英国《泰晤士报》也宣称：“由于这次爆发了军事行动，现有的各种条约就此作废了，我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了。广州最近发生的事变警告我们，应当坚持要求取得1842年条约规定的自由进入这个国家以及进入对我们开放的那几个口岸的权利。”巴麦尊在一次宴会上曾公开说：“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有责任保护我们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内的利益和人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暴力行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赞同采取那些当我们自己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末，我们就会辜负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马克思对此评论指出：“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迷惑，勋爵大人（指巴麦尊）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

1857年2-3月，英国议会对巴麦尊政府提出的在华军事行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虽然英国国会中一部分议员对包令等人的企图和巴麦尊内阁提出的战争理由给予了无情的批评，但上院还是以3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方案。下院的辩论更加激烈，结果当反对内阁对华发动战争的意见明显占据优势时，巴麦尊恼羞成怒，竟以“惩罚解散”做答辩，把下院议员罚回老家去。马克思在分析巴麦尊内阁的性质时指出：“巴麦尊内阁的统治，不是一个普通内阁的统治。这是一种独裁。自从对俄战争一开始，议会就已几乎放弃了它的宪法职权；甚至在缔和以后，它也不敢重新行使这种职权。它经过一种逐渐的、几乎是觉察不到的衰退过程，已经降到Cislatif（立法团）的地位，它不同于真正的波拿巴御用机构的地方，只在于它那虚饰的门面和高傲的调子。”

巴麦尊解散下院后，随即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向中国进发。前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专使。4月20日，英国外相克拉兰敦训令额尔金，其来华的目的是，要向中国勒索赔偿损失、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增辟租界、修改税率、鸦片弛禁、内地传教等项权益。

英国远征军出动后不久，法国也派出一支侵华军队，并任命男爵葛罗为全权专使，借口“马神甫事件”与中国交涉，进行诈索。

美国逼迫清政府修约不成，也企图通过侵略战争扩大其在华特权。但是，由于当时其南部和西南部正在开展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国内政局不稳，无暇出兵中国。1857年3月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纳皮尔和美国政府正式举行谈判，要求美国参加对华作战。纳皮尔表示，如美国确实不能参战，则希望美国政府声明赞同英法两国的目的，派遣全权专使乘兵船赴中国，增强美国在华的海军力量。美国政府对英国的对华军事行动表示支持，并将派全权代表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但不直接出兵。

沙俄此时也加入到列强联合侵华的阵营之中。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境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相对稳定局面。但是，沙俄在远东地区侵略扩张的企图并未中止。18世纪40年代末期，沙俄政府开始派遣武装，侵入中国黑龙江下游地区，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当英、法等国蓄谋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俄国则进一步加紧其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罪恶活动。1857年，俄国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以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遭到中国政府严正拒绝。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悻悻而去，径赴中国南方，与英、法代表合谋侵华。

1857年10月中旬，法国特使葛罗抵达香港。他随即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协商，决定英法两国组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首先攻占广州，尔后北上白河。10月底，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达香港，即与英、法公使会晤。11月初，俄使普提雅廷也来到香港，加入以英、法为首的侵华集团，为英、法武装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1857年12月上旬，英法两国侵华军队陆续抵达，侵略者拼凑了一支由5600余人组成的侵华联军（其中法军1000人），集结于香港、澳门地区，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投递照会，要求入城及赔偿损失。照会限期10日，无异于最后通牒。与此同时，联军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但叶名琛仍旧墨守一年前的陈规，不但不作应战准备，反而认为“彼实技穷，急望通商，却不甘求我，仍作大言欺人，其中实已全馁”。又称：“彼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我已悉其底蕴，决无事变……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谁添兵，谁给饷。如添兵勇，彼转有以借口，必示以不疑，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他一面逐一照复驳斥，一面向咸丰帝详细奏报英、法等使照会内容，并声称要“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1858年1月17日，咸丰帝在接到叶氏奏报后下谕，要求叶名琛乘“该夷伎俩已穷”之际，“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然而，叶名琛本人再也无缘看到咸丰帝对他寄予厚望的这份谕旨了。

1857年12月15日，英法联军数十艘战舰集结于珠江之中，集中舰船炮火轰击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28日清晨，英法联军全数登陆，向广州发起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虽经广州军民奋勇抵抗，但由于叶名琛玩忽职守，未作任何战守准备，29日广州失守。所有在广州的清朝大员都被敌人俘虏。1月5日，叶名琛被俘。多年以来，英、法等国企图修约，与叶名琛多有交涉，却被叶名琛搪塞推诿，始终达不到目的。因此，侵略者对叶氏衔恨甚深。2月23日，叶名琛被英军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于1859年客死异国。战争中，叶名琛昧于大势，不积极战守，竟落如此结果，时人评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大肆劫掠，许多居民财物被抢掳一空，广州布政使衙门库银52箱约合20万两亦被抢掠一空。接着，英、法侵略者为了控制广州，扶植了被英军抓获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组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同时，英法联军还在广东巡抚衙门内设立一个所谓的广州外人委员会，由英国领事巴夏礼、哈洛威上校和法国人修莱海军大佐组成，对广州人民实施殖民军事统治。直到4年之后中外《北京条约》签订后，1861年10月21日，英法联军由广州全部撤出，才被取消。而穆克德讷等人却为自己的投降行径开脱称，自己不是专职夷务，“安民为要”，所以才应允出面“弹压城内外军民”。而清政府在获悉广州失守后，竟然于1858年1月27日“谕令柏贵，暂署钦差大臣”，同时派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到粤办理夷务。此时，清廷倒觉得“广东绅士咸知大义，其民亦勇敢可用”，因而指示柏贵“当联络绅民，激起公愤，使之同仇敌忾，将该夷逐出内河，再与讲理。该将军署督等，办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之激成事变，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此时的咸丰帝，犯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道光帝同样的错误，并未意识到英、法等国的战争意图，天真地以为事情到此即可告一段落了。

但是，占领广州并不是英、法等国侵略者的最终目的。1858年2月，英国专使额尔金和法国专使葛罗决定将英法联军舰队开往上海，以威逼清政府签订新约，若不能达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在京、津同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美使列卫廉、俄使普提雅廷则会同英、法两使一起北上，并先由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各项侵略要求。1858年2月11日，额尔金的代表俄理范偕同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到苏州径见江苏巡抚赵德辙，投递照会。当时俄国在上海未设领事馆，其照会交美国领事代递。英法两国在照会中提出公使驻京、开放新口岸、内地游历、赔偿军费及赔偿广州侨民损失等项要求，限清政府在3月底以前派具有便宜行事大权的钦差大臣到上海与英、法代表举行谈判；同时表示，如果清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撤退广州占领军，交还广州城，否则将扩大战争。美俄两国的照会除对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径表示支持、替它们的侵略行为辩护以外，俄国还提出以黑龙江为中俄新边界的要求，美国则要求公使驻京和修改中美《望厦条约》。

照会发出后，四国公使先后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当时咸丰帝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以为这不过是英、法侵略者的虚声恫吓。3月3日，咸丰帝谕示两江总督何桂清，转告英、法等使，“粤事应归粤办”，朝廷已派黄宗汉为钦差大臣赴粤，谕劝英、法使折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并自己承认此次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挑起战争，“系由叶名琛刚愎自用，驾驭失宜，以致该夷忿激滋事”，所以“暂缓用兵”。3月10日，咸丰帝又要俄国公使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会勘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