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第五 法国侵占越南和中法战争的爆发（第2页）

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追加3800万法郎的侵华经费，授权茹费理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迫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当天电告巴德诺，向总理衙门提出如下照会：鉴于清廷已谕令清军撤出北圻，赔款减为8000万法郎，分10年付给；限48小时答复，如不接受，将由孤拔“采取他认为有用一切步骤，以保证法国政府取它有权获得的赔偿”。8月19日，谢满禄将上述照会递交总理衙门，仍然被清政府拒绝。21日，谢满禄下旗离京。同日，清廷也电令驻法公使李凤苞离巴黎，中法关系破裂。次日，法国公使巴德诺正式向孤拔传达了进攻福建马江的命令。

马江又名“马尾”，位于福建东南的闽江下游，重山环抱，港阔水深，堪称天然良港。这里既是福建海军的基地，也是福州船政局所在地。从闽江口至马江约30公里，沿岸层峦叠嶂，易守难攻。

还在1884年7月中旬，孤拔率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马江军港。这支舰队的来访，竟受到了清朝“官员们的殷勤欢迎”，孤拔被作为“一个强国的代表”而“受到友好的接待”。结果，一支有备而来的敌军舰队，与福建海军同泊一港长达40天之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攻击福建海军的有利条件。

进泊马江的法国舰队共有舰艇11艘（巡洋舰5艘、炮舰3艘、鱼雷艇2艘，运输舰2艘），舰载重炮共77门，兵员共1830人。福建海军的船舰共有11艘（巡洋舰1艘、炮舰8艘、运输舰2艘），舰载火炮共45门，乘员1190人；另有10余只旧式中国炮舰和武装划船。江防陆军则逐次增至20余营。双方海军相比，法军占据明显优势。

当法国舰队驶入马江后，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意识到法舰如首先发动攻击，必然后果严重，曾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法军“先发即胜，船局必毁，纶督各军必死战”。他还与闽浙总督何璟联名建议“塞河先发”，但均被清廷电令阻止。在此期间，总理衙门又请美国出面调停。8月17日，法国拒绝了美国的调停，总理衙门亦照会各国公使：“法国有意失和。”清廷急忙谕令沿江沿海督抚筹防备战，并电告张佩纶：“现在战事已定”，令其设法布防，封锁马江，阻止法舰进出。虽然如此，清政府对和议仍存幻想。就在谢满禄下旗离京的当天，李鸿章将李凤苞的来电转告总理衙门：法国政府允诺“先恤五十万两，俟巴到达津，从容商结。倘商约便宜，冀可不偿。”这一消息使清政府以为和议尚存一线希望。23日，总理衙门复电李凤苞：“法如欲仍议津约，中国亦不为已甚，可由法国派人来津，与李中堂详议。”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中法马江之战已经爆发。

孤拔对发动马江之战作了精心策划。首先，攻击的时间选定在下午2时江水退潮之时，因福建海军的主要舰艇泊于法舰上游，退潮时船尾正对着法舰的船头，炮火无法发挥作用，处于被动位置；相反，法舰则形成十分有利的攻击之势。其次，法军表面递交战书，实则不宣而战。23日上午7时，法驻福州领事将开战决定通知各国领事，英领事转告闽浙总督何璟“三日内法必开仗”。10时许，法领事才将正式照会送交何璟，此时距开战时间仅3小时多。何璟可能将照会中的“本日”误解为英领事所说的“三日内”，也可能是由于阴阳历换算或翻译的问题，到下午1点半以后，才弄清开战的确切时间，立即电告在马尾的张佩纶和在长门的福建将军穆图善。张佩纶接到急电，译电尚未及半，炮声已经传来。

23日下午1时56分，停泊在马江的法国军舰突然发动进攻，以鱼雷、榴弹攻击停泊在上游的福建海军旗舰“扬武”号及炮舰“福星”号。“扬武”号仓促应战，船尾被鱼雷击中，机器房被榴弹炸毁，受重创迅速沉没。“福星”号掉头冲入敌阵，“建胜”、“福胜”两舰随之，连连发炮还击。法舰集中炮火，将三舰先后击沉。与此同时，停泊下游的炮舰“振武”号遭到法舰合围亦被击沉，“飞云”、“济安”两炮舰没来得及起锚，即中炮沉没。另2艘受伤自沉，2艘中炮被焚。至14时30分，福建海军的11艘舰艇全部沉没或焚毁。停泊在海潮寺前及罗星塔两侧江岸附近的40余只小型炮船及商船亦大部被击沉、击毁。中国官兵阵亡521人，受伤150人，失踪51人。法国海军则仅有5人毙命、15人受伤。

24日11时30分，孤拔率巡洋舰一艘及炮舰两艘，驶近船厂，开炮猛轰，船厂的仓库、设施及即将竣工的一艘巡洋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毁。此后，法舰沿江而下，逐次击毁两岸炮台。26日，清廷始电令穆图善“赶紧堵塞海口，截其来往之路”。但为时已晚。8月27日起，法舰炮轰闽江入海口的长门、金牌炮台。30日，法国舰队驶离闽江，扬长而去。

马江之战爆发后3天，即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正式宣战，到1885年4月清政府下令停战，是中法战争的第三阶段。战争除在东南沿海继续进行之外，主要战争在中越边境。

法国政府决定采取以战逼和的策略，1884年9月底，法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兵舰再次进犯台湾，法军分兵两路，由孤拔率主力舰队进攻基隆，由利士比率另一支舰队进攻沪尾（即淡水港）。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考虑到基隆靠近海口，炮台在8月间被法军轰毁，便坚壁清野，毅然将主力撤至距基隆80里的沪尾，重点保卫台北府城。10月1日法军在基隆登陆，因疑清军有埋伏，不敢贸然前进，至4日攻占基隆后始发现是一座空城。10月2日晨6时35分，守卫沪尾的清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比法军预定的开战时间提前3小时半，先行向法舰开炮，法军措手不及，3舰受创，双方炮战持续至下午4时。次日，孤拔派舰驰援，使攻击沪尾的法舰增至7艘，海軍陆战队约600人。10月8日上午10时，法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刘铭传指挥守军奋勇反击，激战3小时，法军败退海上。这一仗击毙法军“拉加利桑尼亚”号战舰陆战队司令方丹，以及“雷诺”号的见习军官罗兰和狄阿克。据清军战报，法军共被击毙300余人，溺死七八十人，受伤百余人；清军伤亡200余人。据法军统计，法军死17人，伤49人。据海关统计，清军死80人，伤200人。法军战败后，调集其远东舰队全部舰只封锁了台湾海峡。

1885年1月中旬，总兵吴安康奉命率南洋海军军舰5艘从上海出发援台，孤拔率法舰队7艘北上阻截。2月13日，双方舰队在浙东石浦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率“开济”等3舰摆脱法舰追击，驶入镇海口内；“澄庆”、“驭远”两舰因航速较慢，驶入石浦港。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3时半，法鱼雷艇进港袭击“澄庆”、“驭远”，两舰发炮还击，但见港口已被法舰封锁，“恐船资敌用”，被迫“开水门自沉”。10多天后，孤拔发现南洋海军3舰已泊入镇海港，便率舰队镇海直扑镇海口外洋面。

在法舰进犯之前，浙江巡抚刘秉璋、提督欧阳见利、宁绍台道薛福成等官员已经采取了各种防范举措，在镇海海口钉木桩、沉石船以阻敌舰；在南北两岸的金鸡山和招宝山上增筑炮台，调集兵力万人，扼险驻守。南洋3舰也作好了协同作战的准备。从3月1日法军向镇海守军正式发起攻击起，至3月20日，法军的多次进攻或偷袭均被守军以炮火击退，法舰多艘受伤，官兵伤亡数十人，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法舰队不得不慌忙撤走，镇海之战再次以法军失败而结束。3月30日，法舰队占领澎湖列岛，以为基地，但孤拔终于在6月11日死于澎湖岛上。

三　镇南关大捷与中法新约的订立

法军按照预定的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作战方针，在进犯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又在中越边界地区增调军队，发动进攻。

清政府自宣战后，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作战方针。担任反攻的是东线的桂军以及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1884年9月中旬，东线桂军8000人兵分两路向北圻进军，进抵船头（今陆岸）、郎甲；广西巡抚潘鼎新率部驻扎谅山，策应两路。10月，法军司令尼格里率法军主力3000人攻占郎甲；进攻船头的另一支法军则遭到桂军的反击，形成对峙，因潘鼎新未及时增援，驻守船头的桂军见郎甲失守，后援无望，被迫后撤。法军因后援不济亦暂取守势。与此同时，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进围宣光城，但东线桂军却未能及时以主力反击，策应西线进攻，而是株守谅山。

1885年2月4日，法军司令尼格里率法军主力7000余人，集中优势火力，向东路桂军发起猛攻。潘鼎新指挥失当，战胜不追，战败即退，最后放弃谅山，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占领谅山。23日，法国攻下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谅山、镇南关失守，形势十分危急。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及王孝祺分率粤军18营援桂，对清军后来取得镇南关大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冯子材的军队未到之前，清军在广西前线的兵力共有50余营，2万多人。潘鼎新为推卸责任，竟诿罪于冯子材援军来迟。张之洞得知情况后，立即电奏朝廷，为冯子材申辩。同时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授以镇南关前线指挥权，允许他相机行事。冯子材团结各军将士，广泛联络边民，加紧修筑工事，作好了反击侵略军、收复镇南关的准备。法军见中国军民声势强大，便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30余里文渊城。冯子材率军移至关内8里处关前隘，并在关前隘两旁的山岭上赶修炮台，筑起了一道三里多横跨东西高岭的长墙，进行了周密布防。同时主动出击法军占据的文渊城，打乱法军的侵略部署。

3月23日上午10时30分，法军1000余人分两路直扑关前，另一路1000人作为预备。冯子材率所部及王孝祺部正面迎敌，奋勇抵抗；各路清军相互配合，或抄袭敌后，或断敌补给。次日晨，法军分3路再次进攻。冯子材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清军夹击反攻，三面合围法军，当地各族民众，纷纷前来助战。激战至傍晚，法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反攻，27日攻克文渊，29日收复谅山。这场战役据清方的估计，在镇南关共歼敌千余人，在收复谅山战役中又歼敌千余人。但据法军的统计，在镇南关一役中，23日死4人，伤25人；24日死70人（其中军官7人），伤188人（其中军官6人）；两天总计，死74人，伤213人；在谅山一役中死3人，伤37人，失踪4人。这场战役给了不可一世的法军以沉重的打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从河内发给法国政府的电报说：“我痛苦地报告你，尼格里将军受重伤；我军撤出谅山，中国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地涌出三个纵队，势不可当地攻击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法国军官威狄埃上尉事后也心有余悸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持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然后割去他们的头。”

在西线战场上，从1884年10至1885年3月，法军占据的宣光城一直被黑旗军和滇军围困。在镇南关激战的同一天（3月23日），黑旗军和滇军在越南义军的配合下，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广威府等十几个州县。正当他们准备进攻宣光之际，清廷却颁布了停战诏书。

镇南关——谅山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法国发动侵越和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连法国茹费理内阁也因此被迫下台。巴黎的报纸还把法国在镇南关的失败，比为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覆没。张之洞也说：“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

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清廷却主张乘胜而收。赫德也一再向清廷施加与法议和的压力。清廷决意乘胜求和，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干于4月4日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洛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主要内容为：承认中法《简明条款》有效；双方立即停止敌对活动，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派大臣一人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然后再由两国订立撤兵日期。于是，清廷颁发停战诏令。上谕传至前线，将士们拔剑砍地，扼腕愤痛，不愿退兵。全国不少地方也先后通电谴责和议。张之洞也接连电奏朝廷请求延缓撤兵，力主“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他请求朝廷展限十日或半月撤兵，但三次电奏力争都受到清廷的申斥。

1885年5月13日，清廷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谈判中法正式条约。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全权代表”。天津不过是谈判的前台，而后台则在巴黎。还在1885年2月27日，清政府便通过赫德牵线，授权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中法和约的谈判，是由法国把事先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金登干，由他电告赫德，赫德再交给总理衙门；待清政府提出修正意见，其间也征求李鸿章的意见，然后再经赫德交金登干，由这位英国人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具体磋商。李鸿章和巴德诺在天津的主要工作是核对细节和约文。清政府所争议的不过是有关“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掌握清王朝最高决策权的仍然是慈禧太后。

6月9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在天津签订，共10款，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3）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货物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4）订约后6个月内，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会同勘定中越边界。（5）中国日后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6）法军撤出基隆、澎湖。

此后，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6年）、《中法界务条约》（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约》（1887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得到很多权益。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国西南的大门已为法国洞开，为法国进一步侵略中国，进而争霸远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法国侵略者因而宣称：“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而我们就是第四个。”

中法战争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演变也产生了影响，清政府针对中国海军力量薄弱的问题，开始加快了海军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于1885年10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管理和指挥全国海军，同时扩充北洋海军，并于1888年正式成军。清政府也深感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亦于1885年10月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刘铭传充任。定彰化中路（今台中市）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省会未建成前，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全台共有三府（台湾、台北和台南）、一直隶州（台东）、十二县、五厅。刘铭传在台湾倡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建设，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的早期现代化。

中法战争促进了中国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维新人士不仅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发展近代工业，也开始明确要求改革君主政体，仿效西方建立“君民共主”政制。中法战争也导致了晚清政局发生重要变化。光绪十年（1884年）的“甲申朝局之变”使清流人士遭受打击，其后果即是朝政的日益腐败。张謇曾将这一年视为晚清朝政日益走向腐败衰落的关节点：“自恭王去，醇王执政，孙毓汶擅权，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闻，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因果相乘，昭然明白。”尽管从中法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十年间，中国已被外国人视为在亚洲的四强（中、法、英、俄）之一，也没有大规模的列强侵华战争发生，但中国的边疆危机依然存在；自强新政在近代军事和近代工业方面有所扩展，但在制度性改革方面则少有进步，这就为此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