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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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把我们带回了比往常更远的后方，带到了一处战地新兵营。我们将在那里被重新编排。我们连队需要补充一百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值勤的时候就四处逛逛。两天后，希默尔施托斯找到了我们。自从去了战壕，他那不可一世的自负嘴脸就没了。他提议我们应当和解。对此我是乐意的，因为我看到他帮忙把背部被炸掉的海埃·韦斯特许斯带下了战场。此外，他现在讲话也是相当讲理，所以我们没有拒绝他请我们去食堂的邀请。只有恰登有所疑虑，持保留态度。

不过恰登后来也被征服了，因为希默尔施托斯说，他将接替去度假的炊事员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希默尔施托斯立马掏出了两磅白糖给我们，还额外给了恰登半磅黄油。他甚至还做了安排，让我们在接下来三天被下令去厨房削土豆皮和萝卜皮。而他在那里给我们端上来的食物是无可挑剔的、军官才能享用的美食。

如此，我们暂时又拥有了能让一名士兵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几年前，我们对此还不屑一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都是习惯而已，战壕也是。对战壕的习惯让我们似乎很快忘记了它们。前天我们还在炮火中奔跑，今天我们就开始嬉笑，在这里互相打闹，而明天我们又要回到战壕。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只要我们还必须待在战场，前线的日子在结束了之后就会被回避，像是石头一样在我们的内心沉下去，因为这些日子太过沉重，无法立刻回想起它们。如果我们去想，它们随即便能弄死我们，因为我已经发现：残酷是可以忍受的，只要人们弯腰屈服；但如果开始思索，它就会把我们杀死。

正如我们向前冲锋时会变成野兽——因为这是唯一能使我们渡过难关的东西——我们安静时就变成了肤浅的爱开玩笑的人以及爱睡觉的懒猪。别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干不了，这已经成了一种生硬的强迫。不论付出何种代价，我们都想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再有那些粉饰和平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这里是错误的、无用的。克梅里希死了，海埃·韦斯特许斯就要死了，他们最近得好好费一番工夫才能把汉斯·克拉默的尸体从一摊被直接命中的物体里拼凑出来，马腾斯两条腿都没了，迈尔死了，马克思死了，拜尔死了，黑默林死了，一百二十个人带着枪伤不知道在哪儿躺着。这糟透了，但这和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能救他们，那么人们将会看到，不论我们自己是否会丢掉性命，我们都会全力去救。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不会抱怨。我们不是特别恐惧——会有一点害怕死亡。不过这和主观的恐惧不一样，这是生理性的。

但我们的同学们已经死了，我们帮不了他们了。他们已经获得了永久的安宁。谁知道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要躺倒，想要睡觉，想要大吃，胃能装多少就吃多少，想要灌酒，想要抽烟，以防日子变得无聊。人生很短。

只要我们背过身去不予理会，前线的残酷就会被遗忘。我们用下流、激烈的笑话战胜它。如果有人死了，就叫作“他嗝屁了”。我们就这样调侃一切事物，这能防止我们发疯。只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能抵御。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战地报纸上有关部队纯真幽默的报道全是胡扯，什么士兵们还没从密集的炮火中撤回就已经开始筹备舞会。我们不是因为幽默才这么做，我们开玩笑是因为不这样我们会垮掉。反正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玩笑一个月比一个月更苦涩。我明白：所有这些，所有我们还在战场时像石头一样沉淀在我们内心的东西，到了战争结束后都会苏醒。到那时，关于生死的冲突才真正开始。

在前线的这些日子、这些星期和这些年将再次显现，我们死去的伙伴们也将站起来，和我们一同前进。我们的头脑将变得清醒，我们需要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向前行军，身边是我们死去的战友，前线的岁月要被抛在身后：敌人是谁？敌人是谁呢？

这个地区前段时间上演了一部战地戏剧。木板墙上还贴着彩色的宣传海报。克罗普和我睁大了眼睛站在招贴画前。我们搞不懂，这种东西竟然现在还有。海报上画了一位穿着浅色夏季连衣裙的姑娘，臀部上面围着一条红色的漆皮腰带。她一只手撑着栏杆，另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统袜和白色的鞋子，一双可爱的高跟搭扣鞋。在她的身后，蓝色的海水闪烁，泛着几朵浪花，海湾从边上明亮地进入了画面。这是一位十分美妙的姑娘，窄窄的鼻子，红色的嘴唇，长长的腿，难以想象的整洁、考究。她肯定一天洗两次澡，指甲下面从来不会有脏东西，至多也就是有点沙滩上的沙子。

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穿白裤子的男人，蓝色夹克，戴着水手帽。不过我们对他可没那么感兴趣。

木板墙上的姑娘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奇迹，我们全然忘记了还有这种事物的存在，就连现在我们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绝对有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事物了，就连与愉悦、美丽和幸福沾点儿边的东西都没见过。我们激动地感受到，这就是和平，和平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那双轻巧的鞋子，这样行军她一公里也走不了。”我说道。但立刻我就觉得自己很可笑，看到这样一幅图还能想到行军真是愚蠢。

“她有多大？”克罗普问。

我估摸了一下：“最多二十二吧，阿尔贝特。”

“那她就比我们大了。我跟你说，她绝对不超过十七!”

我们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阿尔贝特，这样就好办了，你不觉得吗？”

他点了点头。“我家里也有一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不过这样一个姑娘……”

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没什么特别的，每个人都有褪色的、打着补丁的、脏兮兮的制服。和别人一比较，一点希望也没有。

因此我们先把穿白裤子的年轻男人从木板墙上刮了下来，当然是小心翼翼的，以免伤到了那位姑娘。这样也算是迈出了一步。接着克罗普提议：“我们可以先让人把身上的虱子除一除。”

我不是太同意，因为这对衣服没好处，而且两个小时之后身上还是会有虱子。不过再次沉浸在那幅画中之后，我表示了赞同。我甚至想得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件干净衬衫。”

阿尔贝特不知为什么认为：“足衣[1]更好。”

“也许再加上足衣。我们先碰碰运气吧。”

这时雷尔和恰登也溜达过来了。他们看了看宣传画，瞬间谈话就变得十分猥琐。雷尔是我们班第一个与女孩子有过恋情的人，总是讲一些令人激动的小细节。他自得其乐地品味着这幅画，恰登在一旁极力附和。

我们并不反感。不下流的人不是个兵。只不过我们目前心思不在上面，所以克罗普和我走到边上，往除虱子的地方走去，感觉那里就是个精美的男士时尚商店。

我们住宿的房子离运河很近。运河那边有一些被杨树林环绕的池塘——运河那边也有女人。

我们这边房子里的住户都被撤离了，而运河的另一边还时不时地能瞧见居民。晚上，我们去河里游泳，这时有三个女人沿岸边走过来了。她们走得很慢，眼神也不避讳，虽然我们没穿泳裤。

雷尔冲她们叫嚷。她们笑了，停了下来看着我们。为了留住她们的脚步，我们情急地冲她们喊了几句一时能想到的、不连贯的、混乱的法语句子。说的都不是什么高雅的内容，不过我们能从哪儿学会这种东西呢？其中有一个瘦高的、深色皮肤的姑娘，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都在闪光。她动作敏捷，短裙晃**着拍打着她的大腿。虽然河水很冷，但我们还是非常快活，竭力地吸引着她们的注意，不让她们走开。我们试着讲笑话，她们回应了，不过我们却听不懂内容。我们爽朗地笑着，冲她们招手。恰登更加机智。他跑进房子拿了一块黑麦面包，高高地举着它。

这一举动引起了极大的成功。她们冲我们点头，示意我们过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被禁止踏上对岸的土地，桥上到处都是岗哨，没有证件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们用法语告诉她们，她们可以来我们这里。不过，她们摇着头往桥的方向指了指。她们也没办法过来。

她们掉头了，慢慢地往运河高处走去，不过还是始终沿着河岸。我们游着泳陪着她们。几百米后她们拐了个弯，指了指不远处一座从树林和灌木丛中探出脑袋的房子。雷尔问她们是否住在那里。

她们笑了——是的，那是她们的房子。

我们冲她们喊道：“如果没被岗哨发现的话，我们会去找她们。在晚上，就在今晚。”

她们举起双手，摊平放在一起，脸放在上面，闭上了眼睛。她们听懂了!那位瘦长的、深色皮肤的姑娘跳起了舞步。一位金发女子嘁嘁喳喳地说道：“面包——好——”

我们兴奋地确认道：“我们会把面包带过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好东西。”我们转动着眼珠，用手比画着。雷尔想要说明白“一块香肠”的时候差点儿没被淹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能把整个粮食仓库许诺给她们。姑娘们走开了，时不时地还转过身来看看。我们攀着自己这边的河岸，留意着她们是否真的进入了那间房子，因为有可能她们在撒谎。随后我们游了回去。

没有证件是不可能通过那座桥的，因此我们打算晚上游过河去。兴奋攫住了我们不放开，一丁点儿也摆脱不了。我们去了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某种潘趣酒[2]。我们喝了潘趣酒，开始吹嘘各自的奇妙经历。每个人都对他人的话深信不疑，焦急地等着炫耀一个更厉害的经历。我们的手也没闲着，我们抽了好多支烟，直到克罗普开口：“其实我们还可以给她们带几支烟过去。”然后我们把香烟放进了帽子，保存好。

天空变成了青色，如同一只没有成熟的苹果。我们有四个人，但是只能三个人去：因此我们必须甩掉恰登。我们给他倒了许多朗姆酒和潘趣酒，直到他开始摇摇晃晃，走路不稳。天黑的时候，我们开始往住的地方走，恰登走在中间。我们兴高采烈，洋溢着冒险的兴奋。那个瘦高的深色皮肤姑娘给我，我们已经分配好也约定好了。

恰登倒在草垫子上开始打呼。有一次他醒了过来，奸笑着看着我们，搞得我们吓了一跳，以为他在演戏，分给他的潘趣酒都白费了。但是他随即又倒了下去，继续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