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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侯朝宗情缘桃花扇（第1页）

七、侯朝宗情缘桃花扇

余澹心在《板桥杂记》中记载的李香君寥寥数语，神态毕现：

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俊俏婉转，调笑无双，人名之“香扇坠”。余有诗赠之曰：“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武塘魏子中为书与粉壁，贵阳杨龙友写“崇兰诡石”于左偏，时人称为三绝，由是香盛名于南曲。[1]

余怀眼中的李香君，是一位皮肤白皙细腻的袖珍型美女，聪明伶俐，标致活泼，言辞诙谐幽默，善于调节气氛，于是余怀写诗赠送。复社名士魏子中（书画家魏学濂、著名东林党人魏大中次子）将这首诗题写在粉壁上，书画家诗人杨龙友又在旁边画上一丛茂盛的兰花和奇石，当时的人称之为诗书画三绝。由是李香的大名开始在秦淮河畔南曲勾栏中传开了。

陈维崧是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儿子，他写了一本书《妇人集》，搜罗明末一代几乎所有才女，其中就记载了其父有一位青楼女友李贞丽，恰好就是李香君的养母，两人相差八岁，关系好得情同亲生母女。陈大公子在《妇人集》中记载这位个性鲜明青楼鸨母形象却是十分光鲜动人的，完全颠覆人们对于妓院老鸨的恶劣成见，李贞丽就是一个出身底层有情有义的侠女形象。而他的这些文字其实完全是抄袭了其父的好朋友河南归德人侯方域的《李姬传》一文（笔者已大致译为白话文）：

李姬这个人，取名李香，是金陵教坊的歌女，她的养母名字叫李贞丽，李老鸨有侠女气概。经常通宵赌博，携千两银子输得一干二净，却平静如常。李香亦有侠气而且非常聪明，略通文墨知书达理，能够识别士大夫是否正直贤达。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尤其称赞她。这母女所交接的人皆为当世豪杰，李老鸨尤其和宜兴人（阳羡）陈贞慧要好。李姬为其养女，从小就风姿绰约气概皎洁而特立独行。十三岁时，跟随苏州昆曲名伶周如松学习汤显祖的《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四大传奇，而且能将曲调音节的细微变化尽情地表达出来。她特别擅长高明的《琵琶记》，但是不轻易唱给别人听。

河南商丘雪苑社的秀才侯方域，己卯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到南京，与李香认识。李姬经常邀请侯相公写诗，而她则唱曲作为酬谢。当初安徽怀宁人阮大铖这家伙因为奉承依附阉党魏忠贤而被削职，退居金陵，遭到清流人士复社的猛烈抨击。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首先发难，发揭帖揭露他的恶行。阮大铖不得已，想请侯相公从中斡旋，请自己的好友王将军出面，每日送来美酒佳肴，陪同侯相公一起吃喝游玩。李香心生疑虑说道：“王将军家境贫寒，并不是广交朋友的人，你何不问一问他呢？”经小侯再三诘问，王将军于是屏退左右，转述了阮大铖的用意。李香私下对小侯说：“我从小跟随养母与宜兴陈贞慧君相识，他品德高尚，还听说吴应箕君更是铁骨铮铮。而今他们跟你都十分友好，你怎能为了阮大铖而背弃这些亲朋密友呢！况且公子你出身于世家，在士林颇负名望，怎能去结交阮大铖这种阉党余孽！公子读遍万卷诗书，你的见识难道会比不上我这样卑贱的小女子吗？”侯公子听后大声叫好，从此便故意借醉酒而卧床不见王将军了，王将军心里颇不高兴，只得辞别而去，不再同侯公子来往。

不久，侯相公乡试落榜，心情沮丧地离开南京返回河南老家。李香在秦淮河边桃叶渡设宴为他饯行，特地为他演唱了一出《琵琶记》送他上路。李香鼓励他说：“公子的才华名声与文章词采都和东汉学者蔡邕不相上下。蔡中郎虽然学问不差，但是他依附大奸臣董卓难以弥补他品行上的缺陷。这出《琵琶记》里所描写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蔡邕曾经投靠董卓，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公子秉性豪爽不受约束，再加上科场失意，从此一别，相会之期实难预料，但愿你能始终自爱，别忘了我为你唱的《琵琶记》！从今以后我也不再演唱了。”

侯方域离开南京之后，原淮扬巡抚田仰以三百两黄金为聘，邀请李香见面，李香断然拒绝。田仰恼羞成怒，便故意制造流言对李香恶意中伤。李香感叹地说：“田仰难道与阮大铖有什么不同吗？我以往所赞赏侯公子的是什么？而今如果为贪图钱财而赴约，那是我背叛了侯公子！”她终于不肯与田仰相见。[2]

李贞丽的介绍只是为李香铺垫，却使得香君形象得到进一步升华。原因是这对青楼母女所交的男朋友皆是学识丰富、出身高贵、节操高洁、容貌俊朗的贵公子，一般的官僚政客、财贾巨商，这些青楼女子根本还看不上眼，不要说臭名昭著阉党余孽了，她们的爱憎反而有时会影响那些年轻的复社才俊的立场。

至此，孔尚任《桃花扇从传奇》中的人物原型全部登场。画家杨龙友、复社公子侯方域、吴应箕、冒辟疆、南都名妓李香君、鸨母李贞丽、昆曲名师苏昆生（周如松）、阉党余孽阮大铖、马士英等等。该剧背景为险如危卵下的弘光小朝廷醉生梦死的君臣、慷慨悲愤的复社士子和深明大义的勾栏名妓。可谓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人实事，有凭有据”的大型政治历史剧。其中以复社名士侯方域和南曲名妓李香君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情景交融中写尽王朝覆灭后明末士子和江南名姝的情感心路变迁，穿插以小朝廷激烈的党争，演绎着千古忠奸博弈的风云诡谲。作者综合余怀《板桥杂记》中卷、陈维崧《妇人集》和侯方域《壮悔堂文集·李姬传》记载，将侯李爱情还原于明末种种社会矛盾的旋涡，二人的离合虽是全剧主线，但是起承转合莫不与当时的党争和朝廷的起落相勾连，侯、李性格的凸显即在这种时代沧桑巨变的典型环境中逐步深化塑造完成。

作者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他少年时读书县北石门山中，已博采南明遗闻，准备写一本反映南明兴亡的戏曲。《桃花扇传奇》即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酝酿。1684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经曲阜时，他被推荐到御前讲经，受到赏识，由国子监监生的身份，破格提拔国子监博士，后迁之户部员外郎。1686年，他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黄云、宗元鼎、杜濬、石涛等一批明末遗老和其他一些著名文人。在扬州过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还到栖霞山白云庵拜张瑶星道士。这些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南明亡国的感慨，广泛收集了明政权灭亡的种种史料，为其创作《桃花扇》积累了不少素材。所以其作品也就不期然地染就了浓烈的遗民色彩。

1699年在担任户部主事五年后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也就在此时，经过他精心酝酿苦心打磨的传奇《桃花扇》如同怀胎十月的成熟婴儿那般呱呱坠地了，在这个巨婴落地开始就引起了京城官场和明末遗老们关注，同样也引起了最高当局康熙皇帝的警觉的目光。一般在官场不去钻营仕途经济尤其是官场潜规则而去专注什么小说戏曲之类的旁门左道，追求迎合世风时风，尤其是明末遗民情绪的宣泄，那么他的仕途也就终结了。由于这部戏曲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和广泛性以及它在艺术上的巨大感染力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可以说在搬演之际，轰动京城，引得一些明代遗民在观看该剧后引发共鸣，重新勾起了他们的亡国之痛。据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记载：

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几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3]

在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康熙帝派人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稿本，老孔匆忙中只能从老朋友张平州家中觅得一本，在深更半夜送到内侍府中，送呈御览。由于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褒扬了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一批忠臣，讽刺了刘良左、刘泽清、田雄等降清叛将，流露出浓烈的移民感慨和哀思。尤其在《余韵》中甚至以“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来形容那些改换清朝装束为新王朝办事的官员徐青君等贰臣的丑态，引起了康熙帝及其周围大臣的不满，到第二年春天即被罢官。1702年冬天返回曲阜石门山老家。当时以任侠著名的大兴学者王源写序为他送别时说：

先生以文章博雅重于朝，羽仪当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无贵贱，挟片长，莫不着折节交之。凡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为归。先生竭奉钱典衣，时时煮脱粟沽酒，与唱和谈，酣嬉慰藉。

可见孔尚任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不仅文章做得好，为当世推崇，而且为人仗义，待人真诚，是一个不分贵贱等差，凡有一丝特长，愿意屈节俯尊相交的礼贤下士之人。对于那些官场不得志奇才异士，都喜欢和他交往，他就是竭尽所能借钱典当衣物，也经常买酒嘱煮饭，和他们相交往。诗词酬唱高谈阔论，借欢乐的气氛给予朋友以心理上慰藉。这样狂狷讲义气的才士，专制统治者是不待见的。孔尚任在留别康熙朝学者、刑部尚书王世祯的诗中悲愤地表示：

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杰出的戏剧家孔尚任病死故乡，时年七十岁。他的《桃花扇传奇》却流传千古，至今传唱不歇。他那效屈原《楚辞》之意，以芳草美人比喻崇高节操、美好理想的秦淮歌姬李香君成为人们永久歌颂仰慕的对象。尽管只是一个来自以生活，经过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却是人们心目中一首传唱永久的美好诗篇。

李香君和侯方域俱为作者表彰奖掖的正面形象，但是两人在孔尚任的审美天平上是并不平衡的，显然“香坠儿”的分量要更加偏重些。其中书画家杨龙友的形象更像是一个插科打诨的串场小丑，这与历史上杨文骢的形象相去甚远，谁叫你是马士英的老乡兼妹夫，阮大胡子朋友。人家剧作家也只能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地进行虚构了，将你写成了阮大胡子企图重金收买侯大公子的掮客和说客。剧中写李香君高风亮节的场合就有五出：却奁、拒媒、守楼、寄扇、骂筵。举凡明辨是非、钟情笃义、威武不屈、富贵不**、斥奸骂谗、民族大义中华民族诸多美好品质全部集中在这个美好典型的塑造上，一个起自于民间底层妓女的形象被凌空拔高寄寓着作者诸多美好的理想。在孔尚任酣畅淋漓的艺术创造之后，李香君被推向云端。相比较而言，作为中国士大夫代表的侯方域、杨龙友等人却显得相对猥琐了许多。这部基于历史史实的传奇，在细节的展示进行了虚构，而在问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当成历史来阅读，这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永恒的魅力，超越于历史之上了。诚如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所指出那样：

且名妓在唐代，非能徒以炫色媚人致之，必得以相当之才艺，获士人认可方庶几焉。既有相当修养，复与士人唱酬谈?，耳鬓厮磨，趣味品行皆以士林所尚为圭臬，积久成习，亦渐能理解士人之追求，认同士人之操守。这种文化在明末仍然坚守在东南一隅，且皆因其党社胜流之激扬而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当时的吴越名姝、秦淮角妓在政治立场上即完全倾向于东林复社，其待人处世也便多有气节和风骨。再由于中国女性历来所受压迫摧抑远较男子为甚，故其对苦难厄运之承载能力和性格的坚韧程度亦非一般男子所能及。身为妓女，身心所受之摧残又非良家闺阁所能知者。特殊的生涯，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妓女识别贤否，品评人物的素质，这种素质在明末之季则拓展为妓女对国事党争的深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并往往表现出胜出男子的识见和义烈。

这段分析和秦淮八艳中与士大夫交往的大多数人而言是很切合实际的。这些从李香君、李贞丽、柳如是、葛嫩娘、卞玉京、寇白门这些烈性女子身上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相比较而言钱谦益、侯方域、吴伟业、朱国弼这些须眉男子确实要相形见绌许多。他们更多受到家庭和功名利禄的牵制，在社会鼎革之际变得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与他们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相比较就显得更加自私猥琐而使正人君子的形象大跌。这样的灵魂必然坠入他们自己亲手架起的道义节操和功名利禄之火，文武交叉着烧烤煎熬到死了。《桃花扇》的作者利用艺术手段还原历史事实，而不在意细节的真实性，这是艺术审美的需要。

马士英、阮大铖这类权**们姑且可以不论，我们来看历史中真实的杨龙友和侯方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杨龙友（1596-1646年），名文骢，号山子，万历二十四年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龙友乡试中举，在此年与马士英之妹结婚。次年入京会试，他曾经多次参加会试，连连失利。天启元年（1621年），安邦彦叛乱，进围贵阳城，龙友曾募士随父拒守。次年，贵阳围解，龙友率所募集的军队追击，取得胜利。贵阳虽得解围，但是叛军随时卷土重来，天启四年（1624年）龙友28岁时随父母移家南京。不久复社组建，杨龙友加入成为早期社员，与复社领袖张溥及后称“复社四公子”中的陈子龙、吴应箕等交好。后与陈继儒、董其昌、倪元璐等名士交游甚密。[4]

崇祯时，官江宁知县。御史詹兆恒劾其贪污，夺官侯讯。事未竟，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请筑城以资守御，从之。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炮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文骢走苏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

初，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甚，鼎卿赒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

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杨文骢在他的《山水移》诗集中收录他在落选会试后，去拜访明末抗清老英雄大将军孙承宗因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排挤而罢官，在京城闲居。文骢对这位劳苦功高、忠心为国的将军敬爱有加，特地去拜访，将军赠以在边克敌所制的人头杯，文骢慷慨作歌志谢。这首七言古诗看似咏人头杯，实为抒怀。诗以北方边境的清兵杀人越货为背景，塑造了孙承宗纵横驰骋、浴血奋战、艰苦抗敌的威武豪壮的形象，热情讴歌了他的卓绝功勋；同时也抒发了诗人仕途坎坷、壮志未酬的感慨，以及在逆境之中得遇知己，决心以身许国、建功立业的情怀。诗篇气魄宏伟，豪迈沉雄。慷慨悲壮，大气磅礴，起句已属不凡，犹如晴天霹雳，令人惊心动魄：

天骄溅血污青天，十年虏臣迷九边。家家空有生铜吼，豪客谁驱走峰巅。绿眼将军勤远战，腰控金钩赤羽箭。紫骝一骑踏黄沙，夺得敌儿驾飞电。何必骠姚与吴起，雄略巡边几万里！渴餐冷血当清泉，旋取头颅当杯子。一饮一斗气如虹，醉倚氍毹笑晚风。蛮童妖女皆惊怖，起来犹自挽雕弓。独指杨郎相对看，英雄许我洗银汉。半生未遇蔡中郎，潦倒无端留下爨。我也拔剑目裂眦，宝气入斗惊白帝。壮怀长啸向君开，恍如独鹤空中唳。感君容我发疏狂，剑光提动挥八方。脱手相赠亦何勇，我将持此见明王。世人畏死惧寒铁，有头怕学常山舌。岂惟求之君臣间，末世因之交情绝。君不见孙杨有眼夸绝尘，又不见孙武行兵驱妇人，君臣朋友自千古，谁能再见孙将军！[5]

孙老将军长杨文骢三十三岁，一见之下对这位具有奇才壮志的后生大为赞赏，取出他在边疆克敌制胜时所制作人头酒杯斟酒待客，并慨然以此杯相赠送。孙老将军也是以文官统兵的一员忠君报国的儒将，却长期遭到朝廷阉党势力的排挤打击，此刻正满怀壮志却被撤职在京城闲住，和这位落第举子一见如故，两人不禁有惺惺相惜之感。于是瞩望赞叹之情，崇敬感激之意，牢骚愤懑之语，忧国忧民之叹如同江河决堤，汪洋恣肆倾泻于纸面，杨文骢走笔如神，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尽抒豪情，赞美英雄，表达敬仰报国之意。果然，孙承宗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围攻高阳城时率领儿孙阻击清兵，最终寡不敌众，全家殉节。杨文骢不负前辈厚望，在隆武二年（1646年）领兵抗清之时，兵败被俘，面对清军威胁利诱，始终不屈，全家殉国于福建浦城。包括他那位贤惠的马夫人，也就是奸相马士英的妹妹。文骢可以说成也马士英，败也马士英。在《桃花扇》中鼻梁上被抹上那片白粉，终于在抗清前线用鲜血被洗刷殆尽。

历史证明，杨文骢既是一位蕴藉风流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诗被列入晚明八大家之列，画虽流失过多，仍以独辟蹊径，师造化，崇神韵，质朴浑成之中显雄奇幽峭，而蜚声艺坛；又是一位临危受命，铁骨铮铮，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献出全家生命的忠义自守之烈士。

作为一介书生的杨文骢确实有着性格上的弱点缺陷，他是诗人画家，对于马、阮的擅权乱政、结党营私的危害性缺乏认识；他好交游结纳，出手阔绰，不拘小节，胸无城府，待人宽厚，在政治是非面前，原则性和斗争性不足；他具有雄才壮志，却一直报国无门，长期充任地方小吏，在南明王朝好不容易凭借与马士英的裙带关系谋取到兵部一职位，自然特别顾惜，不想和权奸进行决裂，而在复社与马、阮的矛盾中间采取调和的态度。但是对于他们的行私误国、罗织大狱、搜捕清流是一直不满的。当朋友遇到危难时，或为之报警，或代为缓解。从基本倾向上，他和马、阮之流是有显著区别的，他仍然是站在复社清流一边的，不失为忧时爱国的有心人和有志者。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看到了人物性格缺陷的一面，又经过艺术夸张后漫画化处理，于是变得猥琐不堪起来，未及触及人物在民族大义面前的生死抉择中的英雄壮举，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哈哈镜中被扭曲的杨文骢。

同样被扭曲误解的还有复社名士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在侯家兄弟中排行老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开始才开始显贵起来，因为他的祖父进入了官场的快车道，因为科举而担任了朝廷的高官。

侯方域的祖父名侯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二品）。太常寺司职朝廷祭祀大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含沙射影地攻击魏忠贤，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是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三品），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抵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唯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在《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载了左良玉发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