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六园林中的沉迷和失落（第1页）

六、园林中的沉迷和失落

祁彪佳、刘宗周和陈子龙在天地反覆的关键时刻被排挤出南明小朝廷，先后被罢官返回了各自的家乡。陈子龙回去自行组织义军准备借助民间的力量抗击清军对于江南的入侵，后来去了福建追随唐王朱聿键，被捕后投水自尽。

祁彪佳再次退回寓园，一边关注着日益颓败的政治局势忧心如焚；一边继续完成自己的园林修建的梦想。他为自己在国难当头时候沉湎于修建私家园林深感自责，然而同时又不能戒绝自己这种文人士大夫的癖好，在日记中不停地做着自我批评。祁彪佳是一个办事和生活习惯都相对严谨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与人书信往来也有详尽记录，因而为后人研究明末的社会、政治和地方风情习俗留下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营造私家园林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和贵族豪富斗富的故事相联系，撇开财富的因素，当然也和士大夫阶层追求山水自然而自适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些奢靡的或者恬淡的表现形式都和经济以及精神价值追求密切相关。既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也是精神和思想寄托的人化自然审美情趣之所在，大约是和两汉时期兴起的道家追求山水自适与佛家思想传入中国有关，以后儒道释相融合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主宰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有时又往往是政治理想暂时隐藏在山水园林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某种韬晦之计权谋手段。

显然祁彪佳的造园仅仅是某种个人对于老庄甚至佛教禅宗修炼的需要，是陶冶性情避世情节在自家庭院的精神寄托。只有在天地反覆后，他那块陶冶心性寄托情趣的世外乐土才不复存在。士大夫经过儒家学说洗脑过滤的思维才以无比洁净心态在佛家生死轮回的宿命中毅然走向了死亡，追求着精神的涅槃，成为儒家忠烈人格的象征。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为没落的大明专制王朝殉葬而已。

西晋权贵石崇为了和王恺斗富就曾经在洛阳近郊构建金谷园。传说中的金谷园因山形水势，筑园建馆，挖湖开塘，园内清溪萦回，水声潺潺。周围几十里内，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石崇用绢绸茶叶、铜铁器等派人去南洋群岛换回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等贵重物品，把园内的屋宇装饰得金碧辉煌，宛如宫殿。金谷园的景色一直被人们传诵。每当阳春三月，风和日暖的时候，桃花灼灼，柳丝袅袅，楼阁亭树交辉掩映，蝴蝶翩跃飞舞于花间；小鸟啁啾，对语枝头。所以人们把“金谷春晴”誉为洛阳八大景之一。明代诗人张美谷诗曰：“金谷当年景，山青碧水长，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此诗描绘出了金谷园当年的华丽景象。除了石崇斗富的故事，还有石崇爱姬绿珠，为石崇徇情勇而坠楼的历史典故。

冯梦龙在《情史·绿珠》篇中详细记载了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向石崇索取美妾绿珠不果后挑唆司马伦诛杀石崇，绿珠殉情的故事。一个封建社会权钱对于女性奴化占有的血腥故事，竟被专制文化改造成了优美动人的爱情传说，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人性人心扭曲和异化的强大功能。因此，这些豪华园林的修建多半是与财富、女色、权势联系在一起，女性只不过是权贵财富的一部分。权力金字塔的层级越高，财富越多，占有的女性也就越多，专制帝王也就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天下女性尽入我殻，满足的是自己无尽的贪婪和欲望，显示的是自己的掠夺天下财富的贪婪和权力张扬的豪壮。

当然，金谷园也往往是一些攀附权贵的雅士们的麇集之地，比如无聊文人美男子潘安就经常出入其间饮酒作诗、宴筵享乐。石崇的《金谷诗序》中提到有一次聚会吸引了三十多个文化人，所有人都赋诗以贺。这些诗文中被保留下来的只有潘岳《金谷集作诗》。潘安和石崇都是当时攀附贵族贾谧的所谓“二十四友”集团成员。《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这位中国第一美男子最终被自立为帝的赵王司马伦以谋反罪夷灭三族。这是《世语新说》中记载的故事。[1]

北宋时期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总头目司马光在罢官后，贬谪去洛阳建有独乐园，表面上在那儿独善其身，潜心撰写《资治通鉴》；骨子里躲在园林中窥测朝廷政治，召集同党，议论朝政，图谋东山再起。王安石实施新政，启用年轻才俊，罢斥旧党。一时那些老年官员云集洛阳，以独乐园为反对派的据点。园林就是主人政治诉求的表达之所。司马光在《独乐园记》写到：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赐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份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2]

显然司马大人不是迂叟，当然不能自困鹪鹩、鼹鼠之乐，他是智者，哪里只能满足饮食起居吃饭睡觉这些生存需要呢？作为政治家对政治理想的狂热追求，除了著书立说研究历朝历代治乱兴亡学说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天下大事。司马光在退居洛阳的十五年里，举国上下的的确确将他看成真宰相，至少保守派大员是这么认为的。司马光也自认为责无旁贷，他不可能脱离政治平静地安享园林之乐。苏轼在诗中明确指出：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3]

苏轼指出司马光的“独乐”，并不是真正的独乐。司马光所居住的园子里充满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喧闹声。耆老会的会员们都跑来看望他，而他们来拜会司马光时都没有抛弃自己官场的冠盖，也就是穿着朝服戴着官帽以官员身份在独乐园中讽议朝政图谋在政治上东山再起。证明了这些耆老虽然罢官政治上依然不甘心，所以这里其实是失势政治家的议事堂，阴谋复辟派的聚义厅。司马光从独乐园主成了政治反对派的领袖，最后成为国家朝政的道德灯塔。这样贬谪官员养老的园林又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其实司马大人的独乐园并不豪华奢侈，最大的磁场乃是政治精神的吸引力。李清照的父亲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元祐党人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如此描绘独乐园：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和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犹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藩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尔。[4]

题外之意是园不在大，而在于主人心胸器宇的宏阔，看来司马温公的独乐在于心怀天下之乐，所谓“先天之忧而犹，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园林作为文化艺术的审美则是自唐、宋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营造自己私人空间的一种高雅生活方式了，到了明末更加成为某种时尚。园林景观来自于自然的灵感，将山水木石盈缩于小园之中，寄托着士大夫自己主观的诸多审美需求。所谓大隐隐于朝风险太大，常常沦陷于党争，政治的沉浮起落也只是瞬间之事；小隐隐于野又过于荒凉，享受生活中的多种乐趣也很不方便；几番比较，还是中隐隐市曹，似在独得两方面的情趣。在城市的豪华空间中辟一安静之地，按照自己是审美观规划自己的诗意空间，种花养草、谈情说爱、操弄琴棋书画、品鉴古玩、唱戏吟曲，闲暇之时找一二好友臧否时政高谈阔论抒发一下政治豪情，窥测一番政治风向，时刻准备东山再起……都是比较理想的场所。

在明王朝覆灭之后，祁彪佳在寓园坐池自毙以身殉国，实际催化了他的两个儿子班孙、理孙继承了父亲忠实于朝廷的遗志，很有些“老子英雄儿好汉”子承父志的意味。家族传承大体如此，为了捍卫帝国的江山，即使在残山剩水上图谋东山再起，在帝国残存的灰烬上撒尽了最后一滴血，也是在所不惜的。

在一腔热血的激愤下，这座依山傍水的园林完全的政治化了，这里自然而然变成了图谋复辟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深明大义的商景兰对于两个儿子活动自然是心知肚明的，理性使她只能眼开眼闭地坐视他的两个儿子不自量力地走向末路，这就是封建大家族在改朝换代之际的整体悲剧了。园林盛衰是和王朝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明末，实际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造园理论。文人们相互攀比的造园活动又和传统儒教的式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世精神的老庄皈依自然的隐逸思想在末世“礼崩乐坏”的政治氛围中的抬头，当然也是世家大族在攫取大量社会财富后追求享乐的一种最佳表现形式。这里也是文人希图在乱世中觅得一方净土，颐养性情陶冶情操的世外桃源。在向往和追求自然界山水之乐的同时，把人的审美情趣融化在其中，也是所谓“人化自然”的杰作。

官员在朝政进退之间自然而然和建造园林紧密连在一起，同帝王大兴土木地建造皇家宫苑以显示帝国皇权的赫赫威势在道理上是一致的。帝王追求的宫苑的豪阔奢侈和富丽堂皇；官宦们追求的是小巧玲珑曲径通幽而富有情趣和诗意，显示的更多是文化。园林文化在与自然和理性的相互适应中逐渐升华，然后沉醉于飘然于物外，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意境，是在外形美上更高一层的内在艺术审美，往往体现主人思想格调审美情趣的高低，有着更加明显的私人个性化特色。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指出：

若夫园亭台楼阁，套室回廊，垒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图繁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石块，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也。[5]

即是在一个不大的空间中，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再造自然，以淡雅幽静的构思，沿阜垒山，因洼疏池，营造亭榭，种植花木，由此构成引人入胜的诗画意境。这种过程也是浓缩和提炼的人化自然的审美过程。显然所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不低，而且所耗费的心力完全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凭借祁彪佳的家世财力以及本人的文化素养胸次是完全可以打造出适合自己精神境界的园林来。

当年营造私家园林也几乎是明末有些财力的文人士大夫一大雅好，因此江南园林之盛，冠绝神州。如那些曾经与他同朝为官的文人们都建筑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致仕闲居的礼部侍郎钱谦益和江南名妓柳如是有拂水山庄，就是被贬谪南京的阉党分子阮大铖也建有巢园，至于他的老乡好友张岱在绍兴城内拥有砎园、城外筑有天镜园等等，一时争奇斗胜相互攀比着显示自己出奇制胜的雅趣和美好精神追求的乡绅们在居住环境上追求新颖、奇特、雅致。

明末士大夫的造园风潮中还涌现出一批造园名家，其中以计成和张涟最为著称。吴伟业曾有《张南垣传》问世，译成白话文如下：

张南垣名叫涟，南垣是他的字，本是华亭人，后来移居秀州，所以又算是秀州人。他从小学画，喜欢画人像，又善于画山水，就以山水画的意境垒石砌造假山，所以他别的技艺都不著称，只有垒石造山最为擅长，别人干这一行的没有谁能赶得上他。一百多年来，从事垒石造山技艺的人大都把假山造得高突险峻，修建园林的人家往往搜罗一二块奇异的石头，称它为峰，都从别的地方用车运来，为此而挖大城门，掘坏道路，车夫和驾车的牛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才得以运到。他们用长而粗的绳索把巨石绑扎，用熔化的铁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安放以后像祭祀那样宰牲下拜以示敬意，再开始在它的正上方凿刻题字，又在凿好的字上填上青色，使巨石象高耸险峻的山峰，垒造这种假山竟是如此的艰难。假山旁险要之处又架上小木桥，铺设狭窄的山路，让头戴方巾、足蹬爬山鞋的游客顺着曲折盘旋的山路攀登，弯着腰钻进深深的山洞，在悬崖峭壁之处扶着山壁颤颤抖抖、惊愕瞪视。张南垣经过时笑着说：“这难道是懂得造山的技艺吗！那群峰高耸入云，深山隐天蔽日，这都是天地自然造成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何况天然的山岭往往跨越几百里，而我用方圆一丈多的地方，五尺长的沟渠来仿效它，这与集市上的人拾取土块来哄骗儿童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那平缓的山冈小坡，土山高地，营造修建，可以计日而成，然后在中间纵横交错安放山石，用短墙将它围绕，用茂密的竹子把它遮蔽，有人从墙外望见，就好像奇峰峻岭重重迭迭的样子。这种垒石而成的假山的脉络走向，忽伏忽起，又突又翘，像狮子蹲伏，像野兽扑食，张牙舞爪，奔腾跳跃，穿越草丛林间，直奔厅堂前柱，使人感到似乎身历山麓溪谷之间，而这几块山石乃是我个人所有的。方形的池塘和石砌的沟渠，改建为曲折迂回的沙岸；深邃的内门和雕花的柱子，改造成黑漆的里门和石灰抹墙的屋子。选取不凋谢的树木，如松、杉、桧、栝之类，混杂种植成林；再用容易得到的石头，如太湖石、尧峰石之类，按自己的意思加以布置。这样既有山水的美景，又无登攀的劳苦，不也是可以的吗？”

华亭的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征君陈继儒都非常称赞张南垣的构思，说：“江南各山，土上有石，黄公望、吴镇经常说到，这是深知绘画的构图和布局的。”豪富官宦们书信相邀、上门礼聘的，每年都有几十家，有些张南垣实在来不及应聘的人家，因此十分遗憾，等一见张南垣到来，惊喜欢笑就和当初一样。

张南垣生得黑而矮胖，性格滑稽，喜欢拿街头巷尾荒唐不经的传说作为谈笑的资料。有时因为见闻陈旧，反而受到别人调笑耍弄，也不挂在心里。他和别人交往，喜欢讲别人的好处，不管别人地位的高低，能够与不同爱好的人相处，因此在江南各府县来往活动了五十多年。除华亭、秀州外，在南京、金沙、常熟、太仓、昆山，每次经过必定要逗留好几个月。他所建造的园林，以工部主事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参政虞大复的豫园、太常少卿王时敏的乐郊园、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吏部文选郎吴昌时的竹亭别墅为最著名。他在绘制营造草图时，对高低浓淡，早已作了规划。刚刚堆造土山，树木和山石还未安置，山岩峡谷已安排妥贴，随机应变地选用各种山石来垒出假山的脉络，烘托它的气势，而不留下人工的痕迹。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它的疏密倾斜，从各个角度看也都是非常巧妙的。假山尚未垒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房屋还没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栏家具，都不加以雕凿装饰，十分自然。主人通达事理的，张南垣可以不受催促勉强，逐一建造；遇到要凭自己意图建造的主人，不得已而委曲顺从，后来过路人见到，就会叹息说：“这一定不是张南垣的构思。[6]

南方不少中高级官员的私家园林均由张南垣所设计建造。在文人雅士中也有不少精通造园之道的，有的还能够自行设计、经营、布局，并不完全借助于工匠之手。比如绍兴的祁承?、祁彪佳父子均极好园林，以至废寝忘食，官俸所入，尽用于置办园林。祁彪佳的姻亲张岱也精通造园艺术。张岱出生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高曾祖父皆有造园爱好，代有营建，总计不下十余座，还在杭州建有一座寄园。张岱自己也有营建，且游览过许多江南名园。写过许多园亭记，约计二十余篇，是研究明代园林建筑史和园林美学的宝贵资料。如他在《陶庵梦忆卷二·梅花书屋》记他的梅花书屋建造工程：

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乃造书屋一大间。旁广耳室如纱幮，设卧榻。前后空地，后墙坛其趾，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旁。其旁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窗外竹棚，密宝襄盖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慕倪迂“清閟”，又以“云林秘阁”名之。[7]

主人利用一间即将倒塌的老屋，稍加修葺，点缀上花木竹石，遂使破旧的老屋焕发了青春，成为一座可与元末大画家倪云林的“清閟阁”相媲美的书斋。可以获得一个远避尘嚣的幽雅读书之处，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小天地，日夕坐卧其间，自得其乐，也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用于避世的某种生活方式。

祁彪佳的初衷本意即使不在蚊蝇嗡嗡的官场去争权夺利，也能够在自己垒筑的诗画境界中以诗词、字画、戏曲、书籍为伴，与爱妻商景兰夫唱妇随，在文化艺术氤氲中平安愉快地度过一生。如果不是那次改天换地的甲申之变，明王朝或许能够在割疆裂土的南北对峙中苟延时日形成南宋那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