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那位所长,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不是不想卖给外局的同志饭,是因为民警们有意见。”
我问:“民警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所长说:“因为现在大家买的饭票的这个价格,我们审查站是有补助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审查站有可用的无偿劳动力搞副业,里面关了几百号人,这些劳动力可以赚钱。所长说的补助就来自这里。我说:“那你就一起补呗!反正都是公家的钱。”
所长说:“你们的人吃了,我们的人就补助少了。”
我求所长:“你给大家做做工作,外局的同志撇家舍业,都是为了工作,也不容易。”
所长被我的真情感动,从那以后,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又有问题了。
这位所长又跟我说:“王科长,你们专案组得住到啥时候啊?”
我说:“说不清楚,估计得半年以上,说不定更长。”
他一听蒙了,对我说:“你看,我们这审查站的房子本来就紧张,你们专案组这一下子又占了好几间,我们现在摆布不开。你是不是找局里反映反映,让他们给你们解决一下?”
这一次,是真的要撵我们走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说道:“我找领导汇报一下吧。”
我找到局领导汇报,领导怀疑我跟审查站没有搞好关系,是不是说话不注意把人家得罪了。问题没有解决,还被领导这么说,我很无语。
此刻,我感到很悲哀。
这干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那些不干工作,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整天吃香的、喝辣的,领导时不时表扬,弄不好还会被提拔。怪不得人家说:信球(通常用来骂人二半吊子、头脑简单、办事不够周延)加两耳朵的人都能得到提拔,给扫帚扎两个眼,穿上衣服,也能当这长、那长。
离开了局长的办公室,我在院子里转圈。
我突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原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尹鹏。尹处长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老八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就在郑州市二七区担任区长。这是个有名的大好人。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民警,包括老家的农民,无论是高子还是矮子,只要谁有什么事找到他,有事需要他帮忙,他总是跑前跑后,到处找关系帮你办成。
院子里有一栋五层新楼,也就是老战士协会的楼,是尹处长凭借他的威力找铁路局领导要钱盖的,他现在是老战士协会会长。
我想,私事找他他肯帮忙,那我这是公事找他,他会不会帮忙呢?
等我把原委向他汇报以后,他很爽快地说:“把楼顶上那一层全部给你,行不行?”
我一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我们专案组一下子从贫民变成了贵族。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连地说:“谢谢,谢谢尹处长。”
尹处长说:“又不是我家的,我占那么多房子干吗?就是我家的,你需要我也会给你。”
我还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他接着又说:“你们这个专案组很重要,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打出威风!”
我说:“请尹处长放心,我绝不会辜负老领导的期望。”
就这样,也就是在“5·10”专案攻坚克难的节骨眼上,专案组搬出了审查站。
事情还不算完,没过几天,这位所长又间接地给我捎信,要把吴永胜同志要回去。
“王科长,审查站的负责同志说了,想让吴永胜回去。”
我问这个捎信的同志:“为什么?他们没看见专案组都忙成什么了?捣什么乱!”
捎信的同志说:“人家说,审查站也缺人,一定要让吴永胜回去。”
吴永胜确实是审查站的民警,而且是他们所里的骨干。而现在,他是“5·10”专案组第一审查组组长,专门对付那些拒不交代的顽固分子。在这个时候,我肯定不能放吴永胜回去。
我对这位捎信的同志说:“你跟所长说,吴永胜参加的是两部专案组,要让他回去,至少要经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的批准。”